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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反思及重构下的应用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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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Engineering
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反思及重构下
四、两大法系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分析和比较
上文对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进行了反思,为了对其进行重构,不防借鉴一下其他各国刑事诉讼证明 标准的规定。
(一)两大法系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
1、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英国于 1798 年在都柏林(Dublin)所审理的谋逆案 件中,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尽管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 合理怀疑”是一个非常难界定的概念。如加拿大证据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当法官认定任何一个有正 常头脑的人,对因当事人所举出的证据而对被告有罪足以认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时,控告方的证明负担即 卸除。”按照英国权威的法律词典《布莱克法律典》的解释,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 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被告 人的罪行必须被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方能成立,意思是,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 行成立。”在美国,被广泛应用的定义是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的表述:“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 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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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以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从以上的表述可见,虽然实行这一 证明标准的国家对其各有不同的解释,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真正含义和具体适用,有三项 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要有一个基 本良好的职业道德;二是这种怀疑必须是一种实在的、诚实的,为良心所驱使而产生的;三是合理怀疑必须 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悬念、臆测等理论上的推测或怀疑,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必须要有证据证明, 即怀疑有据。
2、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审判的证明标准被称之为“内心确信”。在理论上还被进一步表述为“高度盖然性”或 “紧接确实性的盖然性”。“内心确信”标准始创于法国,并广泛影响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 等国家。在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353 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 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 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 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 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接着又在第 427 条强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犯罪可以用各种证据 予以证实并由审判官根据内心确信作出决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261 条也规定:“对证据调查的 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定。” 可见,“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 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达到内心确信程度的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个人的纯粹猜测。当 证据无法对指控的事实加以理性地、明确地证实时,法官个人的纯粹主观确信甚至直觉,都不能成为判决 的基础。如果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济保障自身的利益。
(二)对两大法系比较及得出的启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建立在主观真实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在具体表述时虽然不 同,但二者却有明显的同一性,排除了合理怀疑,也即内心确信,反之亦然。而且由于两大法系都采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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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实模式,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具有一致的基本立场,可见这两种表述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 或说一个标准的两种具体操作表述。两大法系刑事判决证明标准除了在内质上的同一性之外,其外在表征 还体现出以下共同点: (1)有罪证明标准位于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最上端,均未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 两大法系学者都认为:诉讼并不是发现事实真相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对事实的查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 的程度;而且,诉讼是有期限限制的,法院必须立即决定应运用哪些证据对案件进行分析,必须凭案情作出 快速裁决;法官必须推测当事人已提供了完整资料,诉讼当事人必须满足于凭盖然性居优势的证据作出的 裁决。因此,“在现代司法审判中,人们更注重对陪审团就实质内容进行整体上的指示,而不必拘泥于任何 一个特定的模式。只要法官能够成功地传达为高度盖然性所要求的那些理念,那么,这种指示便是恰如其分 的”。[10](2)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都是一种主观标准,是法官(陪审团)的主观判断。在对待证据证明力的 判断和事实问题是否证明的判断上,英美法系陪审团和大陆法系法官的主观状态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法律 的具体运用靠法官的司法实践,法官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最后裁判者。法官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而法律本身也 存在不确定性:“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确定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有两种可供 选择的道路,我总是倾向能够实现正义的解释。” [11]正是由于西方法律文化中这种对司法官正义感的信 赖及对其权威的崇尚,不管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遇到关于案件事实的最终判断这一高难 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相信司法官的主观判断。
通过对两大法系诉讼证明标准的分析,再与我国刑事判决证明标准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客观真实模 式在诉讼证明上重视案件事实认定中的客观因素,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我国未设立严格证 据规则的情况下有利于防止主观的臆测和随意性;但它又忽视诉讼证明的主观因素。不顾诉讼证明中认识 条件和法官认识能力的限制,并且诉讼程序本身也限制了真实的发现的现实而好高骛远地选择客观真实模 式,据此确立的证明标准缺乏可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使证明标准与实践脱节。与客观真实模式相比,主观 真实模式重视案件认定中的主观因素,考虑到了诉讼证明中种种客观的限制因素,注意法官与诉争双方主 观逻辑思维能力的发挥,同时这一模式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同时,将它与诉讼中其他一些重要的价值目标如 公正、效益相比较衡量,避免了法院对客观真实的盲目追求所带来的有失公正、效率低下等恶果,有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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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处。但是,它却将人的思维或者认识活动的客观性的一面完全忽视了,并且只看到了个人的认识活动 特殊性的一面,却舍弃了个人作为人的整体的一员所具有的普遍性,这是不正确的。
综上分析,鉴于西方法理学基础与法文化背景、法意识与我国的差异,不可将主观真实证明模式直接 移植到我国刑诉证明标准中。但需要提出的是,我国在诉讼证据理论上尚未接受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没有 从法官心证的角度设定证明标准,但法官或者其他司法人员在裁判或者处理案件时,必然要对案件事实和 证据形成一定的主观判断。如何才能选择一种恰当的证明标准模式解决法律上的规定和现实操作中的矛盾? 一直是诉讼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五、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一)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立法模式的选择
从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客观真实作为诉讼外的真实,只是一种诉讼理想,它属于哲学上 的理论智慧;而主观真实过于强调人的思维或认识活动的主观性的一面,忽略人的思维或认识活动的客观 性的另一面,并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来看,我国历来追求实体真实,无论 是审判式、纠问式还是职权式诉讼模式,均强调案件的客观真实,我们不能因为案件的客观真实标准难以 达到,就全然否定案件的客观性。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内心确信”主观标准的客观限 制是高度盖然性,带有较大的弹性,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和良好的职业品行,运用不当,司法的 灵活性就会变成司法的随意性,损害法律的权威。目前,以我国司法队伍的执法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还 很难把握这一弹性标准。而且自由心证的证明标准还需要相应配套制度来保障,如陪审团制度,而我国目 前还没有健全这些制度。因此,既要坚持案件的客观真实性,又要注意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的主观活动, 法律真实作为二者的融合,应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立法模式应采用“法律真实”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法律真实说并 不否认案件事实是可以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案件事实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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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只要达到一种相对真实的程度,所以被证明的案件事实,就不可能是实际上发生的客观事实。可见, 法律真实说并非认为案件客观真实不可知而是认为难知和不好把握,从而反对将其作为诉讼证明的直接标 准。第二,诉讼证明是一种法律活动,它不仅只追求证明的真理性,还追求证明的正当性。尊重法律和法 律程序,正是证明活动具有正当性的表现。第三,主张法律真实说,可以使诉讼证明活动变得具体、明确, 便于司法人员操作,也容易为普通公民或当事人所接受。
可见,法律真实模式吸取了客观真实模式的科学观点,以辨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为哲学基础,坚持真 理认识的客观性,抛开了后者对真理绝对性的盲目趋从,正视真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各时,它又吸收了 主观真实模式的合理因素,考虑人的认识的主观性,重视诉讼证明中与真实法学一样需要照顾的其他价值 目标,强调法律在平衡各种价值目标冲突和真实发现中的程序功能。[12]法律真实说认为,诉讼证明是诉 讼活动的主观性、客观性和法律性的有机统一,客观性是诉讼认识活动的基础和目标,只有将客观真实理 念作为构建证明标准的重要价值维度,法律真实观才能建立在实体正义的基础之上以防止自身的蜕变。法 律真实模式是对客观真实模式和主观真实模式的批判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发展,是适应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也是有助于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全新的证明标准模式。
(二)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立法原则
前面的论述解决了证明标准模式选择的问题,把实现法律真实作为运用证据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 向。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证据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当是一 种能够对现实充分说明、对现实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定。
1、主客观结合原则
证明标准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认识过程, 更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的活动。舍弃、抛开法官这一判断主体的主观活动,强调证明活动的纯粹的客观 的活动,必然导致认识论上的纯粹客观主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依据,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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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主观感受。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本身是一个主观性的标准。不能在强调案件的客观性 的同时,忽视了诉讼作为主观活动的特征。
2、可操作性原则
证明标准应当是一种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标准。诉讼中确立证明标准的目的就是为诉讼当 事人和法官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提供基准和参照,所以确立证明标准的意义在于指导办案,因此,必需具 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即现实可操作性,而不是含混、原则的。标准过高、过于抽象,缺乏实际操作性,不 仅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而且因法律条文得不到执行而降低法律的权威性。
3、适度性原则
证明标准应当适度,体现在保障诉讼效率的基础上。诉讼证明总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进行的,受到有 限资源的制约,必须考虑成本、效益、效率等因素。若对履行举证责任的诉讼一方要求过高,则不利于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若要求司法机关为寻求某案件的绝对真实而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成本,同样也 是脱离司法实际的。
4、最高性原则
审判的证明标准应体现最高性特征。刑事诉讼由于涉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其法律后果最为严 重。审判意味着被告人要受到国家严厉的刑罚,关系到犯罪人的人身、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因此应将 被告人定罪的证明标准定位最高。
(三)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立法建议
从司法层面上,我们必须坚持法律真实观,承认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证据进行裁判的依据只是一 种包含了错误可能的人类认识,并为错误的事实认定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在此意义上,法律真实观才是 现代法制精神的必然要求。对此,证明标准讨论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以科学的方式准确表达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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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同于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但又必须致力于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目的,即如何通过证明标准的设计将 法律真实的证明目的理念最大限度地融会到证明标准的具体的法律真实之中。
1、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具体表述
英美法系的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表述为“内心确信”,两种表述 虽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均不符合我国司法文化与司法语言,甚至可能导致我国司法裁判中更多的主观 随意性,放松对案件的客观真实性追求与裁判中证据的客观性基础。何况我国目前对其还缺乏深入研究, 我们如果在还没弄清这一标准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就匆匆将其引人势必造成司法的混乱。
对于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笔者认为龙宗智教授提出的“确定无疑”观点是比较适合我国的司法 文化与司法实践的。在具体条文中,可以将“确定无疑,案件事实清楚”作为我国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 “确定无疑”从主观方面看,表示法官对案件事实完全肯定的心理状态,同时显示出对该案件事实的确认 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是主体判断案件的主观过程中具体运用的证明标准,体现认识的能动性,在实践中也 便于掌握。从客观方面看,它显示出案件事实以具有客观性的证据为根据,被确定的案件事实完全符合定 案的一般标准,具有不以个别法官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同时也反映了对客观真实的证明目的的追求。 [13]“确定无疑”兼采了英美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排除法与大陆法系“内心确信”的确证 法。
“所谓确定,即确实肯定,不是勉强认定,更不是游移不定,这种确定是建立在确凿证据基础上对事 实的充分肯定。它当然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建立内心确信,但‘确定’一词在语义上感上较具客观性而不 像内心确信那样主观色彩较浓,这有助于防止法官的主观随意性。所谓‘无疑’,即勿庸置疑,排除怀疑。 它既是对‘确定’的解释和界定,又是采用排除法来表述证明标准,以便进一步验证事实判定的可靠性的 一种方式。但即使采用‘无疑’的说法,其排除怀疑的限度实际上也只是排除那些‘合理的’怀疑,从而 使认定的事实具有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14]而“案件事实清楚”是判断的结果状态,是判断过程所需 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同时表现主观反映客观的程度,从而实现刑事诉讼证明任务的要求,即与定罪量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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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已查清楚。设置这个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刑事证明标准能够体现主观与客观、证明标准 与证明程度的辩证统一。
当然,在立法上对证明标准尤其是对定罪的证明标准作如何表述,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证 明标准是无形的,我们很难用语言将其有形化。但是无论何种表述都是表述给法官的,并期望其在对事实 判断的正确性方面应当拥有怎样的内心信念程度的,能为法官认定事实指明一个大体的方向。
2、完善与证明标准相关的制度
证明标准的设置旨在防止法官任意裁判,为达此目的,我们还应在一些配套制度上进行改革。尤其是 在我国刑诉法关于诉讼证明标准未作调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完善措施,比 如:(1)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和准入制度,提高刑事法官职业道德素质水平,在法官任命、升迁中,注重 法官的个人操守、智力、意志力等可能影响判断的各种主观、客观因素;(2)总结刑事审判经验,尤其对各 种证据的特点、综合判断证据的基本方法以及各类犯罪、犯罪情节的证明要点等等进行整理,汇编成指导 性的审判参考书,供法官在断案中参考,如此等等。在我国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自由心证,但心证 的自由在审判实践中是实际存在的。要保证法官能够凭良心诚信裁量证明的程度,只有通过间接制约的路 径。包括,其一,法官心证的公开。心证公开要求法官在裁判书中说明主要事实认定的理由。其二,强化 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其三,审判公开,和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等。同时在直接制约方面,要进一步细 化证据规则。掌握好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与给予其自由裁量权的分寸和尺度。这些规则可以是具体的, 因而是可操作的,这比空洞的标准更具有实际意义。
六、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证明标准是项复杂系统的工程,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英国大法官莱特?布鲁 斯有一段著名的话:“真理,与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可能被人欠考虑地热爱,过分强烈地追求,付出的 代价可能太大。”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求真务实”。所谓“求真”,就是以客观真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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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目标;所谓“务实”,就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追求法律真实应当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目标, 做到了法律真实,就贯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现了司法公正。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 具体描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进行改革,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又要慎言“与世界接轨”。 不能完全脱离中国当前的国情,脱离我国现行的各项制度,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切误盲目地照搬。 在追求法律真实的同时,还必须着重追求程序公正,并兼顾效率,各种刑事证据规则应当在挖掘法律真实 与程序公正之间,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取得有效的制衡和最佳的配合,从 而产生最好的效果,这也是笔者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希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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