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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生活


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生活
班级:高二(20)班 姓名:陈瑞祥 座号:29 指导老师:王秀君

摘要: 概括分析了鼓励式的、 禁止式的、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特征; 结合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与收益评价,探讨了各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得出:鼓励式的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考虑基因作物的收益, 无视其存在的环境风险, 潜存着较大的风险; 禁止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防范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 把其收益也完全放弃 了, 是过犹不及的; 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 时,取得转基因作物收益,能够兼顾风险与收益。由此,鼓励式的、禁止式的的国家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不合理的,而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合理的。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一、

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 它建立了比较低 的生物安全标准, 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 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 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 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 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 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 只产生少量的、 微弱的风险, 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 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 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 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 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 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

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 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 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 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 该外源基因及其表 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 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 对人体产生毒 害作用; 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 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 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 引起人体的 过敏反应。 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 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 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 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 产生耐药性的细菌 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 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 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 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 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 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 造成该生物 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 乱。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 但 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 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 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 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 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 5 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 5.2 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 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 ”。 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 比如有报道称, 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

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 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 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 障碍; 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 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 反应。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

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 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而且转 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 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 研究被遗漏, 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 有些潜在的影响 还无法预测。 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 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 的风险, 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 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

(2)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 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 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 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 是安全的。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 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 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 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 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 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 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 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

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 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 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 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 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 还很难定量 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 在遵循科学性原则、熟悉性原则、逐步评估原则和个案评估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 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 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 。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 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 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 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 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 ISAAA 的统计, 2005 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 9000 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 50 亿美元,如果再加 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 56 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 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

使用, 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 ISAAA 的统计, 1996 从

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 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 15.3%。自 1996 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 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 4.1%,环境影响减少了 20%。从 1996 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 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 19%,环境影响减少了 24%。因此, 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 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 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三、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 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 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合理性分析》公文易文秘资源网 静 陆群峰” 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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