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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写在汉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前面 维一 一、 上个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长周惠民先生,从西雅图打电话来,希望将 他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的《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译稿电子版放到 《二闲堂》上,以飨读者。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译上的造诣和学养我是知道的。大陆“开放”之初,惠民先生就应马海德医生之邀承 担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语著作的译本,长期承担大陆 学术杂志的英文审译。 此处首先谈到惠民先生的英译能力,是想说明由惠民先生翻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是十 分恰当的人选。五年前国内一个出版商社,邀请周先生将此书译出,由他来出版。该商社告诉周 先生,说曾与当年司徒雷登在华时代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女公子,现居美国的傅铎若先生谈论了 此事。周先生就开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 二战以后担任过中国内战国共冲突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中国的学界祭酒胡适 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边请人翻译,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十二 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台海关系势同水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军挥兵过江, 打平天下的关键时刻,写过一篇奠定此后共产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基础的文章,题目就是以司 徒雷登的名字为名,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这本自传丝毫 没有可能与大陆的广大读者见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大陆逐步接受和放宽境外史学文 献的有限进入,司徒雷登自传的流入当属自然。然而那个时代,大陆并无版权意识,又有所谓“内 部发行”的特殊发行渠道。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牵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 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传记中 仍然还有许多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所以在大陆发行的这本《司徒雷登回忆录》只是一部内 容经过取舍的删节本,算不得“全本”。对于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并对历史完整性有严格要求的 读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陆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并没有得到翻译版权的许可。当年或 许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备翻译《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能力,又已经将全书翻译成功,版权也不是问 题,那么按说这本众人翘首以望的汉译文本应该很快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其实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迟迟不能安葬燕园一样,这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史 料意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还是听惠民先生 本人来细说从头。 二、 那我就不妨来说说我读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罢。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当然是在我读初中的六十年代,这个人物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 课文的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说老实话,如今我已经全然记不得 这篇课文的内容,只记得当初我的朦胧印象有二:其一,这个复姓“司徒”的人居然是个美国人; 其二,这么好听的名字居然让外国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记起司徒雷登,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不久,当初在德国对我关照 有加的汉学家韦莎彬太太到中国造访,我陪她到北大燕园会见考古系的教授。或许是考古系办公 室面积逼仄,也或许是“外事活动”必须讲究门面,总之那次我们是在“临湖轩”与众教授会面。一 杯清茶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记起来的是,考古系的严文明教授特别提到:这里原先是燕 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间。 这就让我不免想起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院,当时这里 是已经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我在那里居住凡四年,度过一段闭门读书的时光,一九 七六年“落实”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校本部和理学院,当然更早之前,这 里还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一句,和嘉公主的驸马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之子,而这傅家 本姓富察,应该和也属富察氏的傅铎若先生还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并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搬去燕京校园,鸠占雀巢,人民教育 出版社才从石驸马桥原址搬到这里。后来有父执辈的长者曾经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会 到燕园参加“校庆”活动。事后我不免问问他们的感受。一次听到一位长者的话我记得最真:“咳! 大娘的房子让给了二娘,还让大娘养的儿子到上房给二娘做寿,心情能是什么滋味?!”语虽刻薄,

道理倒是也还浅显。 由燕园“临湖轩”让我记起的另外一件旧事是我的岳父说给我听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当天,我的岳父张安铭先生正好从家乡到北平来投考大学。宛平城外的 枪炮一响打断了他求学的美梦,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决定到昆明求学。当时的云南远隔千山万水, 交通不便,一般可行的路途是走越南海防,然后转道云南。 但到越南算是出国,而当时越南还在法国人手里,于是就要到驻北平的法国驻华使馆办理过境签 证。 法国使馆的领事收到他的签证申请表便说:值此非常时期,若是要得到批准,非得要有个身份体 面的人作保不成。可是我的岳父当年只有十八岁,只身一人来平求学,举目无亲,又哪里去识得 甚么名人?他将这番苦恼讲给一位已经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中学同学听,恰好那位同学平时一边听 课,一边在“临湖轩”打工挣生活,于是想起司徒雷登先生,自告奋勇去请司徒先生帮忙。司徒先 生与我的岳父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作保?那位同学却也有他的道理。他 对司徒先生说:既然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先生倒也痛快,认为确是这个 道理,爽快地为我岳父开具了一纸“保书”。 岳父将“保书”拿给法国使馆的领事看,那人埋怨不迭地说:你还说你不认识什么名人,这不是大 大的名人么?! 凭了这纸签证,我的岳父顺利从北平到天津,乘船下安南,经海防到昆明,开始了后方读书的大 学生活。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事无巨细都要层层过筛,这件事情也被翻腾出来,成为“帝国主义走狗” 的铁证,将岳父捉将起来批判斗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牛棚”里被指定要额外学习的 光辉文件正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后来,我的岳父可以将此文倒背如流,而我却只记 得这篇中学课文的题目了。 三、 这本《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经惠民先生翻译完成,却久久不能通过当局批准付梓,对 于一位曾经付出心血,并且关注这段史实的耄耋老人来讲,不啻是充满挫折的体验。对于曾经自 幼生活在司徒雷登先生身边的铎若先生来讲,同样是一种煎熬。她亟希望通过这部完整趍译的司 徒雷登自传让国内的读者重新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 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 为此,惠民先生征得铎若先生的同意,就商于我,提议将他全部译稿的电子版本在《二闲堂》上 刊布,以嘉泽书林。

我为《二闲堂》能对周惠民先生和傅铎若先生的善举尽一点绵薄之力深感荣幸,也为能够和两位 前辈对此共同努力与有荣焉。 公历二O一O年六月,初暑,记于二闲堂。

※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乔治 · C · 马歇尔:序言 胡适:引言 前言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 第三章:回到中国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 序言 乔治·C·马歇尔 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绍,是我的欢庆和荣幸。









按照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监禁 多年,到美国休整游历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那时刚刚返回。 我们谈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的反应给予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对国务院建议任命他担任 驻华大使;当时我只是我国总统的大使级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 五十多年的经验,还鉴于他的气质、个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 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当他被任命时,我发现 他的建议和出众的协助,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我怀疑任何人能比司徒雷登博士更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 得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 我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他的个性和他那广泛的经验。 ****** 引言 胡适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国杭州出生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里的传教士。他告 诉我们,他年少的时候,总是“对传教生活感到厌烦”。即使在他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 (Sydney)学院毕业之后,他仍然承认自己“缺少对传教工作的兴致”。 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 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 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 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原书【28】) 但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争战,司徒雷登博士最后决定了“将我的宗教信念置于当时是我的最终考验 中。”他来到了中国,做一位传道人,在中国传道和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他很幸运,只做了两年多传福音讲道人,就被召唤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学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 色的圣经新约和新约希腊文的教师。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后,他被请到北京,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 作,去将几个“小的教会学院”组建成一个大的联合大学;那些小学院是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 以及后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 此后,在几近四十年期间,他成功地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工作着。他对我们坦诚地说:“我如果 以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度过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到愉快,是否会有成就,我多次对此有 过反复怪诞的疑惑。”

在这些回忆中,他衷心地赞扬“作为一个阶层的传教士们的……热心、高尚的目标、不知疲倦的努 力和毫无自私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未来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团体的 领袖们有时再次思考去到国外传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些 坦率记录。这些坦诚的记录是他对福音传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对传福音传道人在追求(无论是 多么下意识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会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 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 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 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 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 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 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 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 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 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 觉醒,他们做了如此众多的工作。 司徒雷登博士无疑会被作为在中国的教育传教士历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于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后的六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前的八年。中 国终于从中古的梦境里被唤起了。当他一九一九年应召去北京时,那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兴 和国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国立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 未来的燕京大学的邻居清华大学,不久就建成为最佳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之一。洛克菲勒 基金会已经在计划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里升起,成为整个东方最为现代、 设备最佳的医学院和医院。 因此,在这么晚的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传教团体想完全依靠他们国内教会 机构有限的财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为燕京大学开创者和建设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须以那个背景来衡量。像他所说 的:“理想需要花费金钱。”他和亨利·文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许多年来在美国全 国筹募基金,他对筹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生动的描述。【xiv】这个描述不仅是很有价值的 记录,而且也是这个自传中读来最有兴趣、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燕京大学的梦想最后成了现实。作为燕京大学的邻人,也是经心有兴趣观察着它成长的友人,我 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的建设者的巨大成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

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有世界上最为漂亮的校园之一,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它 的规模最大。第二,他梦想的这所大学,逐渐越来越变成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她靠着哈佛燕京学 社的帮助,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中国研究部门。 司徒雷登博士说:“在燕京的许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并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 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国的机构有同样最高水平的中国研究。” 我要对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致以敬意;特别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有特殊的功绩, 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那 个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庆贺了他的七十岁生日。十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驻华 的特别代表马歇尔将军怂恿他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并协助他为马歇尔计划服务。在七月 十日,杜鲁门总统把他的名字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司徒雷登博士【xv】担任 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产党手 中后的三个月,他返回了美国。十二月,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鲁门 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中,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 十二章)记录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和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印象和评论; 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关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 的“白皮书”,关于中国大陆落入世界共产主义的悲剧,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 后关于“对于中国,美国应该遵循什么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发现第一部分的几个章节(九到十二章)相当简略,作为一个扼要的报道,常常 难以弄明白从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那段时间里,发生 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大量事件。譬如,这是他对马歇尔使命最初岁月的谈论: 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 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 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 【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 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 队。…… 那么,什么是马歇尔使命?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是【xvi】五项议案?什么是这些议案如果 得以实施,就能够解决的“分歧”?什么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础上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什么是“在美 国的建议下,重组并训练双方的军队?” 司徒雷登博士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记录更明白一些,

在附录里面有这些内容: · · · · 马歇尔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议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美国政策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希望能够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马歇尔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 使任上的目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标是有多么困难、是多么从根子上 就是毫无可能达到的。必须对那些有了解,才能够对司徒雷登博士个人对说明马歇尔使命的和他 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败抱以同情。 在这些指令中,马歇尔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具体说, 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 容该国其他政治成分,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联合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强烈倡议,该国 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为这些成分安排合适、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不符合、也使得中国无法有政治的团结。有了一个 广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这种自主的军队,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要有效地整编为中国国民军。” 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 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 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一个指令中写到: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影响还有用的情况下,是否 能够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展这个影响的能力,鼓励中央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作让 步。美国总统让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目的是以适当和可行的方式带去美国的影 响,以完成上述的目标(隶书是我所做的)。 这是马歇尔使命从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两项任务。中国共产党想加入联合政府:这 是斯大林在雅尔答会议上为波兰和其他整个“解放了的”欧洲狡黠设计的方案;这是一九四五年四 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公开的要求,写在他在延安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五千字报告里, 题目是“论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自己独立的军队“取消”或“整编入”国民军的打算; 相反,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号声称共产党有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 【xviii】在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后的头六个月,他们的正规军就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马歇尔使命是以什么方式和办法“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面所说的目标”呢?杜鲁门总统指示

马歇尔: 授权给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对蒋介石和中国其他领袖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 款、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一个因内斗而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得到美国 援助的适当地点。 换成直率的语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 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 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 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 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 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这样,马歇尔使命的目标,从开始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它失败了。有关这些,无论是国务卿贝 尔纳斯,还是总统杜鲁门,还是马歇尔将军,还是约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 (他是主要负责起草对马歇尔的指示的人),他们从来对此就没有完全明白过。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失败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外交界的新 手”,另一个原因,还是看他自己的话: 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原书 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 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 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 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 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 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 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 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 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 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 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 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最后,我愿意真诚地说出我由衷同意对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对中国“白皮书”、和他那伟大的国家 应该遵循哪种对华政策的深思意见。由于这是一个引言,是一个旧脑筋、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为一 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回忆录写的引言,我愿意用他所喜爱的圣经新约的一段来做个结束。【xx】 一九四九年,当我读到国务卿艾奇逊的转发函“白皮书”,我看到了这些字句:“……中国内战不详

的结局超出了我国(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作的以 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它并不是由于美国少作了什么而造成的。”当我读到 这些时,我在页边上写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下面就是那段经文: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 们承担吧。” 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 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 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 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 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胡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及后来中国文学教授;一九三一年至 一九三七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该校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 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般都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奠基人;该文学复兴导致在文学和教育中, 采用了生活谈话的语言(白话),替代了僵死的传统中文(古文)。]

※ 前言









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 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 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 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 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 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 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 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 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 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 【4】但是,我觉得教会、教育和医学事业赞助在中国的投入,以及那些献出自己一生来为了这 些事业的人的投入,重要的那部分并没有、也不会被摧毁。

在施与一方和接受一方,施受双方的心灵和心底里,施与受的益处依然继续活在那里。基督教教 诲和实践的种子和硕果仍然继续活在那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基督教传福音的人、基督教 的教师、基督教的医生、基督教的科学家和基督教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千百万男女和儿童的身 心得到了改善。即便一切都丧失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在台湾和在海外的中国人中间,由中国 基督教大学联合会(United Board of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高举的基督教的教育火炬,仍然 在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千真万确,我一生的、和我的传教士同伴以及我们中国的同事们的工作 (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力量。 我也不觉得中国,中国大陆,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共产党在大陆是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现在 看来,他们的确牢牢地控制着那里。但是谁能说在中国有哪个政权会是持久不变的?只要想想自 从孙中山以后,在中国和东亚发生的变化,谁会说共产党政权会在中国持续下去?共产党的意识 形态在中国的政治哲学里是另类的。共产党的作为是强暴、不顾人权并且是压迫。他们请进、使 用大批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注定要在内部和外部引起摩擦。看不到共产党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 义务;他们蔑视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5】他们甚至走得更远,竟然入侵了一个邻国,并且 和联合国作战。 我无法相信中国的这个政权会持续下去。我有信心,这个怪诞的罪恶不用多久,就会以什么方式 走完他的行程;在他被评判并且发现他的缺陷的时候,他就会被迫放松他的控制而消遁出局。我 对中国人民也有信心,他们的社会行为,根本上是民主的;当他们从这个谬误的“人民政府”的暴 政下被“解放”出来、重新走被阻断的、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长征的时候,会到达这样的目标:国 家的统一,国家的民主,国家的安全,和平,进步,并且在国际关系上起有益的作用,成为一个 好邻人。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我一生的故事。我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在纸上写大事记。现在,我把它赠给那 些有意留心这个记录的人。本书并不是在即将出版之前作为一个整体写就的。一个个章节是断续 分开写成的。它或多或少像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个写日记的人的一系列文章或随笔。有些章节 是回顾性的。有些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即时写的。有些,最后的三章,是一九四九年我回到美国 之后写的。 最后写的这三章,也就是这些结束章节的文字,我要感谢斯坦利·洪贝克(Stanley K. Hombeck) 博士的共同努力。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那时,他和我一样是从事教育 的,后来才步入外交界。多年来,我和他有许多惬意的接触,并且有许多有益的意见交换。在这 三章里,一章是谈了我自从离开中国之后的活动(和不能活动),【6】以及由于一些我所关注 的政治发展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政治景观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 化,所得出的对前景的论断。下一章记录了我对过去那些岁月的反思、对当今的默想、和对未来 的窥视;并且重申仍然属于我、支撑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最后那章,是我努力回答我思想中一再 有所悔恨、但是又总在那里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这几章里面的叙述和记述都是我的;但 是由于我的身体使我不能真地书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洪贝克博士根据我的记录和我们的许多交

谈而做的。这样写成的文字一再提交给我,我仔细审视多次,并且证实了它完全反映了我的回想, 正确反映了我的回忆、我的思想和我的观点。所以,这三章和所有的章节一样,著者的责任在我, 完完全全在我。 我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帮助。在传教界内外广为得到赞扬的弗兰克·普赖斯(Frank W. Price)博士 是我的老朋友;他父亲菲利普·富兰西斯·普赖斯(Philip Francis Price)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 朋友所尊重的一位长者。弗兰克·普赖斯热心地使我的文稿得到了文字上和编辑上的益处。大 卫·麦克窦外尔(David McDowell)先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在编辑和出版 上采取的态度和深入的程度,一直是鼓励和支持,他做出了巨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慷慨地写了前言,表明了我们之间的良好愿望,以及 他对我的故事感到的兴趣,这无需赘言。他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是事实。同 样,我也感谢胡适博士为此撰写了引言。他大度地费了时间,用自己广阔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 对我想告诉人的故事做了分析和评论。 最后是傅泾波先生。本书的书写和出版都要感谢他。他对书的内容并无责任;甚至在有些事务上, 他和我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这个手稿;我就无法进行联系、接 触、讨论、和书信往来,而这些却是在出版之前必须要完成的。在写作本书中,虽然我明显是演 出人,但是,全部主持人的功劳理应归于傅泾波。 对于所有上面提及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和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坚持鼓励我的人的 良好意愿,我深深地致以谢意。 司徒雷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我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国为家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由于必然的精神纽带而难解难 分,那不仅是由于我出生在那里,也是由于我长期住在那里,那里有我无法估量的友谊。我这个 美国孩子有幸在中国度过童年,日后作为传教士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回到中国,成为传福音的 人,神学教授,之后成为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由于情况奇特,我突然被平地抛起,担 当了美国在南京的大使;一九四九年,我在这个职务上,最后黯然无欢地离开了那当前仍然不幸 的土地。 我看到过许多政府统治过中国:垂暮、崩溃的满清王国,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下的早期民国, 和军阀和贪污腐化的官员争战、软弱无力的后来的民国,开始使国家统一、现代化的国民政府, ※ ※ ※ ※

狂妄自大但短命的日本统治的部分中国,在日本投降后悲惨的内战撕裂的中国,以及最近在共产 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经过了这些不同近代历史时期,我看到了一个古老但又是崭新文化的痛苦在 增加;它在力求使自己跟上二十世纪,目的是在物质上和伦理道德上跻身于世界强国之中。 回顾过去的近八十年,我鲜明地感觉到造物主上帝一直带领着我的生命,也知道我有多少重大的 选择是在面对外界的抑制和内心的勉强之下做出的。似乎一再有一个并非我自己的力量,在催促 我向前,向前去经历我并没有寻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体验和奇遇。【10】无论日后会如何,我极 其感恩,在伟大的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关系中,有我屑少的部分;这个关系虽然目前显然 在破裂,但是我坚信,日后一定会恢复,并且在正在出现的世界民主和国际共同体的模式中,成 为牢固、鲜艳夺目的一股力量。 1 我父母都是来自悠久的刚毅的早期移民。我们司徒尔特(Stuart,司徒阿儿特,司徒)祖辈来到 美国大陆的是阿契巴尔德·司徒尔特(Achibald Stuart),他是爱尔兰(北爱尔兰,Lonodonerry Ulster)的苏格兰人。传说他是阿契尔特里(Ochiltree)爵士(后来的司徒尔特城堡的伯爵)的后 裔。后来由于参与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大卫(David)和约翰(John)逃 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七年之后,他的家属来和他团聚。Archibald 后来定居在弗吉尼亚 州韦恩斯博罗(Waynesboro)附近的一个农庄里。他有四个孩子,分散在南边和东边的各州。有 一个直系是亚历山大·司徒尔特(Alexander H H Stuart),是腓理莫尔(Fillmore)总统内阁的内 政部长,后来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是杰伯·司徒尔特(J E B Stuart),是南军勇敢的骑 兵指挥官。故事说,他受了伤、被带下战场时,他的部队向他挥手,呼喊他的昵称“杰伯(JEB)”。 “快回去!快回去!我完成了任务,你们要像我一样地完成任务。” 约翰·司徒尔特(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县的沃克科里克(Walker Creek),后来去了斯汤顿(Staunton)。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 长老会的牧师。他乘坐一个带篷的马车从弗吉尼亚州的谷地到荒芜的肯德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 亚州)做开拓性的工作,在肯德基州的列克星顿(Lexington)帮助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学院。他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任过一段院长。 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和哈娜·托德(Hannah Todd)结了婚,她是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姑姑,【11】玛丽·托德(Mary Todd)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 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和林肯总统夫人就成了表兄妹。另一个儿子是约翰·T·司徒(John T Stuart),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后来成了林肯的法律伙伴。我十一岁来了美国后,住 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才知道司徒一家和林肯一家有这个关系,吓坏了我和 我的弟弟。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是来自中国之外,至少对我们的那些南方朋友来说,那是使人最不 能忍受的事:我们的小命甚至会有危险!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David Todd Stuart)是妇女教育的前驱。他是肯德基州谢尔比维尔 (Shelbyville)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Stuart Female College)的创建人和院长。他的儿子约

翰·林登(John Linton)是我的父亲,是一八四零年十二月二日在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出生 的。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和杰弗逊学院(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和肯德基的 森特里(Centre) 学院受的教育,一八六一年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他教书四年后,进 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一八六八年毕业。那是在普林斯顿,由于来自中国的约翰·倪维斯(John L Nevius)博士的激动人的信息,使他转入国外传教的工作。他是被新的南方长老会的国外传教执 行委员会最初派出的传教士之一。在一八六八年他和两个伙伴去了中国。他们的行程是到纽约, 经过巴拿马地峡、旧金山,到上海。历时两个月。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在杭州开始工作。杭州在上海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 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涯。 2 我父亲在一八六八年作为单身汉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他当时的前任殷斯里(E B Inslee)牧师相 信学习中文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就在一个鸦片馆楼上租了一个住处,雇用了【12】 一个没有学过徒的厨子照顾他的生活所需。经过了五年连续的劳苦、外出和艰辛,他因健康衰退 而被送回老家去疗养。不久,他恢复了健康。但是比这更好的是,他赢得了为日后的健康最好的 保证,赢得了一个妻子,玛丽·路易萨·赫顿(Mary Louisa Horton)。她来自莫比尔(Mobile), 是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法官的女儿。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是现 在莫比尔(Mobile)县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过那个市的市长。在战后贫困的南方,被 称为“玛丽小姐”的玛丽·赫顿(Mary Horton)创立了一个女子学校,以她的名字命的名,成了在 阿拉巴马州著名的一个学校。它不仅受到南方其它州,也受到北方一些评论人物的广泛瞩目。当 时有人说“玛丽小姐”是“一位有特别资质和社交天赋的妇女”。她的嗓音很好,有人建议她去德国 学习,但是她却选择了陪同她的丈夫去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她把她的学校交给了她的一位助手 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 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主持了这个换 成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 我的母亲曾经和一位南军的海军军官定过婚。那位军官在莫比尔湾(Mobile Bay)的战役中阵亡 了。这也许就是我母亲决定要到外国做传教士的缘故。她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荒唐, 但是她却不听他们的劝告。当时正和她通信的国外传教团(Foreign Mission)的执行秘书约翰·雷 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牧师,建议她去参加长老会的一个大会,和刚从中国回来的 一个年轻传教士见见面,那个年轻传教士可以告诉她传教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她听了 Wilson 博士 的建议。她后来发现,她这么做,帮助了那个单身传教士完成了他的婚姻计划。是否为了感谢他, 才使我的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我)起名叫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司徒尔特(司徒雷登)? 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Wilson)博士本人是个迷人、激励人的人物。【13】在内战(南北 战争)之前,他在非洲多年,是最早的传教士,在那里传福音,探险新区域,并且是第一个将捕 获的猩猩活着带回了美国的人。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不留在美国。他成了全国长老会第一个国 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在内战将国家分裂了的时候,他是新的南方教会的秘书。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和他的新娘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扬帆去了中国,定居

在杭州。 3 杭州是全中国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有真被“庙宇群山” 环绕着的美丽西湖,有远处风 景如画、具有“汹涌”潮水的钱塘江,在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中,她是闻名遐尔的。马可波罗说杭州 雄伟得无可伦比,并且细致地描绘了它那美妙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北夷”入侵,宋朝朝廷逃难 时,杭州是它的南都。中国有个最熟知的说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代表了这两个城市在 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当我父母在杭州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只是在十年前,这个城市很大 一部分被太平天国破坏了。但是使我母亲印象极深的周围的乡间仍然保留着。在街上,商贸刚刚 复兴;这个地区著名的产品是茶叶、丝绸和扇子。 在南方长老会传教团开始在杭州落脚的时候,它在城里城隍山上取得了一块地盘,在山麓上有一 些庙宇和官府的建筑。这个地方凑巧俯视着省财司的住宅。【14】在这个官员的儿子生了病的时 候,医生和风水先生把那个病归之于山坡上面住着的洋人发散出了恶劣的影响。当地的官方精心 造了些理由,要传教士把这个地方换到城市另一端、一块较大的地方。达成了协议。那个新处所 位于被太平天国毁掉的一个区域的中心,是杭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堂,一 个学校和一些传教士的家屋。传教士“大院”旁边的那条街后来就成了“基督巷”。 除了在贫苦阶层和乡村人们中传福音之外,我的双亲还都有志于建立学校。我父亲的男校后来被 教区关闭了,因为它的成员认为我父亲的正当职责是传教而不是非宗教的教育。即使如此,他还 是在他的学生中拯救了几个喜欢的灵魂;他们得到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很多年里是教区内最 好的中国同工。我的母亲甚至更为成功。她开创了中国的第二座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数目和影 响在稳步增加)。她担任了多年的校长。后来那个学校成了著名的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的一 部分。 4 在杭州的司徒尔特,司徒(Stuart)的家里,出生了四个儿子:(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 一八 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卫·托德(David Todd),瓦润·赫顿(Warren Horton), 和罗伯特·克 尔克兰(Robert Kirkland)。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兄弟是教区里唯一的外国孩子,所以我们受到了宠爱。在后来的日子里,我 们记得我们父母的慈爱。他们对待我们是慈祥英明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全是欢乐。 我记得去杭州的风景区远足,【15】野餐,摘野草莓,记得春天布满火红杜鹃的那些小山,记得 在一个山顶潮湿阴冷的古庙里避暑(开始是单纯的野营,后来发展成教区的夏日避暑胜地),那 是我们小孩子的迷人冒险活动的场所。有一个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省的芝罘(烟台),住在海边的 一个峭壁上。我们坐骡驮轿去登州府看望狄考文(A W Mateer)博士,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学者, 是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

我们有几个经过经心挑选的中国玩耍伙伴,我们很喜欢他们,和他们讲中文。但是放学后的大部 分时间,只让我们在我父亲和其他人种了很多树木的大院子里自己玩耍。我长大后回去的时候, 那个地方缩小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和我儿童时期所联想的宽阔、神秘截然不同了。我们极其喜 欢中国的饮食,糖果点心,水果,而最喜欢的是他们欢庆的嫁娶的宴席和礼仪。我们没有学中国 书,这是我对那个时日的唯一遗憾。但是我弟弟瓦润(Warren)随家从美国休假回到中国的时候, 进了一所中国学校。在他日后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记得足够的中文口语和文字,使他能 很好地开始使用中文。虽然我们是在隔离着,但是我对那时还没有受到接触现代而被破坏的中国 人特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过年的佳肴和表演、正月十五灯节的宴席、其他节气的欢庆、坐游艇 躺椅游西湖、以及其他的类似活动,都有相当生动、光彩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离开中国之前,我唯一的老师是我母亲。她的教学一定是很不错,不然我和我弟弟 David 进入莫比尔(Mobile)公立学校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我们在班上没有被落(la)下。【16】 我们除了在杭州家中天天上学之外,我们还上主日学,并且有定时的家庭祈祷。有时,我和父亲 到街上和庙会上传福音。我记得一些“听众”在他讲道的时候,提出的一些对他的衣着和举止形象 的好奇的问题,使我怀疑是否值得去街上和庙会上传道。后来在美国,我感到了对这种传教活动 的反感;在克复这种反感之前,我是不能决定从事传道职务的。 在一八八七年,我的父母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牧师和夫人,在传教十三年 后,带着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的四个儿子,从中国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 5 我们回美国的行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那是崭新、又是相当可 怕的冒险。远洋轮船上的女服务生说她们从来也没见过我们这样“幼稚的孩子”——其他孩子习以 为常的许多事物,我们却知之甚少。我们的父母说过美国高水平的生活;在旧金山码头看到衣着 粗陋的报童,就使我们惊奇不已:这里怎么会有这些贫穷的“外国孩子”?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也 是新奇的;那时中国只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且还被农民扒了,因为怕火车骚扰坟 茔地里的鬼魂。 在我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时候,对我来说,感情上的抵触变得激烈起来。我父母为了引起传道界 公众对中国的注意,将我和我的弟弟们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在当时,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他 们真是带回了成卡车的“古董珍品”,主要是中国人日常的衣着、餐具和祭拜等用具。要我们小孩 子穿上服装,【17】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诗(特别是“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 我…”),和其他一切,安排成一种演示。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留在了莫比尔(Mobile),增加 了我们不愉快的声名。我们穿的是上海早年非常简单、原始、古老的英国式衣服,我们的言语是 我们几乎只交往的思想严肃的大人的谈吐。我们对我们同辈美国人的言语、习惯、以及年轻人的 卑劣行径,无知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的堂表亲们一方面羞于有这些奇怪的亲戚,一方面又对 和我们的关系感到好玩和高兴。这是个南方腹地的乡村小镇,是我母亲承诺去做个传教士那闻所 未闻的傻事(或献身、牺牲)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成了同学谈论、折磨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我母

亲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问些让人憎恶的问题的对象。那些意味如此和善的问题,包括有,我们 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吃耗子?我们是不是讲中文?等等;它们成了让我们厌恶的问答集成 了。来访的人会说出那么不得体的话,像是,“啊,他们真是像些中国孩子,不是吗?”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我父母回了中国,将我和我弟弟 David 留在莫比尔(Mobile)我母亲妹妹和 她丈夫那里。他们有一子一女,年龄和我们相仿。这两位寄养父母对我们关怀、亲爱得无以复加, 他们对待我们恰如己出。但是他们的规矩却是我舅祖留下来的严格苏格兰长老会的规矩,还加上 了他们对传教士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他们设法在离我们所 熟悉的一切很远的城的另一处,维持了一个家庭礼拜聚会处。为了不辜负“在异教徒国度里作出牺 牲的我们圣洁的父母”,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穿城到这个礼拜堂去。在星期天坐街车或其他方便的 工具是不对的,所以星期天我们必须走着去主日学,然后做礼拜【18】,晚上再去另一个宗教聚 会,基督徒青年聚会(Christian Endeavor)。星期天的下午,我们要记、背圣经和赞美诗。跳舞 和剧院是不允许的,这更让人不平,因为不准我们但是准许我们大部分堂表亲享有这些世俗的欢 乐,只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另外两个姨母(一个是社会名流,一个远在乡间)对我们两个 年轻人很同情,这和管制我们的那个姨母正相反。 我们最感到高兴的是每个夏天我们都去住在莫比尔(Mobile)海湾对面一个姨母那里。她丈夫曾 是南军的尉官。在那些炎热的月份里,我们在湾里钓鱼、捕蟹、游泳、驾船。我清楚地记得和同 年龄的一个黑人(那位厨师的儿子)玩伴的情节。我和表哥因为那个黑孩子不会划船而嘲弄他。 有一天,他说,“我要把船划回去”。我和表哥跳下了水,想游一下,然后回到船上。这位小黑孩 觉得我们在考验他,并且由于伤了他的种族自尊心,所以他就开始往岸边划。我们喊着让他停下 来,但是他以为我们还是在嘲弄他,所以他就继续划,直到最后把船弄到了家。我们却吓坏了。 我们往回游,越来越筋疲力尽。那大约有一英里,是漫长、艰难痛苦的延迟。我们漂浮的尸体, 悲惨的葬礼,家族的墓地,新闻报道,要过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达中国、给我父母的信,还有那些 悲痛的眼泪!最后,我们挣扎到了岸边,不然我就无法写这个故事了。在我童年的经历里,还有 一个黑人,是我们热爱但是也必须听从的保姆“乔治亚阿姨”,要是不听她的话,会挨打的。但是 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期,种族间的界线是严格划分的,我们也认为当然如此。 对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化,和在阿拉巴马扶养我们的威严的责任,【19】是我日后所设法理解的。 对我们爱护备至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年岁,他们理应受到了自然的慈爱,一点也没有搀杂上我 们幼年的抱怨。在家中我们的两个表兄妹,那时以至到现在都和我们有兄妹般的感情。但是,从 我们的同伴(包括很多表亲)的正常欢乐来看,我们在莫比尔(Mobile)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 长期对传教生活的厌恶情绪。我们早年的训练,甚至我们这些小倒霉也显然看得出的真诚的意愿, 还有夏天在海边有健康的运动,要不是有这些,我就不会从对所有宗教都抱严重的抵触态度中走 出来。 6 一八九二年,我十六岁,九月份,我被送去了当时被认为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院,弗吉尼亚州夏 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它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预科学

院,位于一个高地上,是原来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庄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里朝 各个方向能看到从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落皮丹(Rapidan)河的景观,杰弗逊将那个庄园称 为“一览无余(All-seeing)”。 在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把学校看作是必须忍受的一种灾难,所以尽 量少费力气。在四十个或五十个男孩子的班上,我经常处于前百分之十的下限边沿上,从来也不 处在班级的前头。那些私立男生学校被认为是为了非常富有的,或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孩子的学校。 教学是枯燥、平庸的,是无奈地被严格控制的,我尽量少做家庭作业。部分由于我在长大的过程 中没有学过男孩子的游戏运动,部分由于我没有天赋和兴趣,所以我闲暇的时间没有去和其他孩 子运动游戏,而是读像司科特(Walter Scott),李顿(Bulwer-Lytt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其他一流作家的小说。【20】 当去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时候,效果已很明显。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其他那 五十个孩子来自南方的各处,我来自阿拉巴马州。从中国回来的可怕印记已经消失了;到后来逐 渐有人知道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的同学偶然对历史感到兴趣而已。使我改变态度的其它原因是: 宜人的气候和景色,尽管数目少但都是非常仔细精选的学生,而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质量、水平 和他们对学生的关怀兴趣。校长是散普森(W J R Sampson), 他具有最为优良、杰出的个人品质; 他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Henry M Woods)牧师,捷姆斯·伍兹(James B Woods)博 士和爱德嘉·伍兹(Edgar Woods)博士,都在中国传教,在我长大成人后长时间里,都对我都很 有影响。他们夫妇对我都特别慈爱,后来对我后面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需要,在夏天, 那里总是我们的家。 部分是由于气候,但是主要可能是由于两个让人极其钦佩的教师(都是刚从汉普登-希尼 (Hampden-Sydney 学院毕业的),我发现我可以学得好,而且愿意努力。我的一位老师乔治·丹 尼(George H Denny)(后来历任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 使得拉丁文和希腊文成了我着迷的课程。另一位激励我的教师是教英国文学的捷姆斯·贝尔 (James L Bell)。我很容易地赢得了那年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平均分的金奖。 Pentops 虽然并不太严厉,但是还是有相当严格的宗教规矩;不过,我在莫比尔(Mobile)呆了 五年之后,那看来是很平常的了。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德,高兴我解脱了传教士起源的怪名声, 美好的同伴友情,和总起来说是明智地执行严格的宗教标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稳定了我的宗 教习惯。我的态度可能相当消极,但是并不紧张对待。那一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 经由我所喜爱的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的介绍,一八九三年秋天,我从潘塔珀斯 (Pantops)学院进入了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二年级。我还参加了他的 ΣΧ(Sigma Chi)兄弟会和他的文学社。一个年轻、崇拜英雄的人,所能要求的最多也不过如此。 ※ ※ ※ ※

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一七七六年,由大陆议会创立的, 以两个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和阿尔济能·希尼(Algernon Sydney)命的名。在创建人中有亨利(Patrick Henry )和麦迪遜(James Madison )。在它的校 友中,出过一个美国总统,三十个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个学院或大学的校长。现在, 它有近四百名学生,而那时还不到一百五十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次调研中发现,列在名人录的美 国大学校友中,有 7. 45%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校友,占第一位。第二 位是阿穆赫斯特(Amherst)学院,是 7.4%,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是 6.6%。这个事实受到了报刊 广泛的评论。诺克斯维尔日报 (Knoxville Journal) 写到:“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 学院的价值远远高于最为无可争议的成就。在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在地位上和影响上,在历史和 风格方面,它是独一无二地。” 大学生活最美好的方面,对我来说,是个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兄弟会同伴之间的友谊,那个学校 的崇高传统,以及它那欢快的气氛。但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在那个时 候已经在走下坡,招生的人数在下降。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土地因为种植烟草而枯竭了 【22】,比较有精力的富裕的家庭都去了北部和西部。主要吸引我的那位杰出的英国文学教授, 在我入校时离开了,后继的那位则枯燥得让人难以容忍。我修读了必修的物理科学,教课的人很 出众,但是我也只读了个及格。毕业的时间到了,我并不觉得遗憾;虽然说提供我读硕士一年多 的奖学金,但是再在那里呆一年的想法并不吸引我。 在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李·特林科尔(E Lee Trinkle),他和我在班上似乎总在一年年里交替、 轮流得第一。在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日子里,这个友谊是我最快乐的记 忆之一。李(Lee)和我同年,是同一兄弟会的同伴,我们住同屋,下午常常一同去散步,但都 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我们甚至一同约会我们的女朋友,但是从来也不争风。在开学的时候 我先到他在弗吉尼亚西南部维斯维尔(Wytheville)的家里和他会面,在夏天分开之前我也回到他 家。我常常在他家过圣诞节。毕业后,他到弗吉尼亚大学读法律,我则到潘塔珀斯(Pantops)学 院去教书,但是我们保持着友谊。他后来就任了谢南多亚(Shenandoah)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 以及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二一年,他以当时最大的多数票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四年 一任的州长。多年来,他是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Roanoke)第二长老会的活动积极的长老。在 他一九三九年去世前,我们一直互相通信;我回美国旅行的诸多乐趣中,总包括着看望他。 事出偶然,我们班上接受荣誉的人多于往常。前一年考第一的人做了毕业生告别演说。特林科尔 (Trinkle)和我十分接近,取得第二的荣誉。为了让我们在毕业授学位典礼时都到场,恢复举行 了长期以来停止的希腊文致词,【23】并且让我来做。我那好心、精深、博学的布洛克(Brock) 老教授在演说辞上帮助我,我也很放心地知道,在天热流汗的听众里没有吹毛求疵的人。我在二 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取得了 BA 和 B Litt 的证书。 在我那时,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HS)学院在行为、品行和指导、以及在管理 上都非常著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在附近(很快搬去了理士满

[Richmond]),协和神学院几乎就像是 HS 学院的研究生院。HS 学院的许多学生准备去从事传道。 似乎也期待、要求我从事宗教,灵性的气氛总起来说是热烈而真挚的。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大 多数神职学生的奖学金和社会出身,也不总是仰慕他们的道德行为。必修的圣经课极其沉闷,教 堂、圣诗班和礼拜活动都不那么鼓舞人。但是,想到它们时,并没有不耐烦和拒绝的念头。 主要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里,表现着很自然的宗教生活。青年会在我们学院、弗吉尼 亚州和其他地方,都起到了生气勃勃和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在学院生活的三年中,是青年会比较 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担当了主席。当局把基督教男青年会看作是北方的一种革新,对 它有些皱眉,这可能反而有助于它在学生中有更多的声誉。学生自愿国外传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浪潮那时影响正高涨,它激发了对全世界基督教运 动的关心,并征求大学生加入传教服务。当它的秘书访问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 学院的时候,我当然成了他们的对象。我的家庭、在基督教里活跃积极的职务、健康情况、以及 没有做自愿者所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些加在一起,使我成了被挑选的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韦拉德·里昂(Willard Lyon), 富来彻·布鲁克曼(Fletcher Brockman),亨 利·卢斯( Harry Luce)这些秘书都成了我亲密的朋友。【24】但是在那时,他们明确了我最尖锐 的宗教问题:我对传教活动缺乏热心。从一个小孩子印象看到的我父亲的经历(我所有的幼年的 苦恼都归因于它),以及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教书的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些都使我对去国外 传教作为事业产生很剧烈的反感。学生自愿者运动则自自然然地号召说,任何一个年轻、真正的 基督徒,必须表明他(她)为什么不能够到国外传教。这使我进退两难,受到折磨。我能够承受 得了不签约的压力,但是我却无法忘怀这个问题。我想在教古希腊、罗马文学,或是在传道之间 选择我一生的工作,但是希望不论做什么,都能留在弗吉尼亚。我对做牧师有些犹豫,主要是我 觉得那会自然地导致派我去中国。我打算到我弟弟当时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或到德国去读研究生。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学习经典或神学来从事一种事业,毫无疑问,主要 是由于那个伤脑筋的传道人的问题。 我对进一步毕业后学习(读研究生)的犹豫中,在我脑海里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怪的假想:如果我 曾预料到后来我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那是一定会到一个在中国有知名度的大学,至少 读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如果我真去读了,我很可能就不会就任基督教神职、因而根本不会到中 国去。我一直顺从我良知的指引,我也一直没有理由来后悔。 2 在这个时候,我尊崇的丹尼(Denny)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的教 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25】我有千 万种理由要接受它,我也十分急切地接受了它。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 弗吉尼亚的魅力在不断增长。我离我的两个兄弟很近,在大学里我有很多熟人,从那时起,我几 乎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大学了。在头一年之后,我就很想再呆一年,然后还是这样,又呆了第三年。 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难以做出决定而拖延时间。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第二年,我 的同事、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吉尔摩尔(A D P Gilmour)在那时决定从事传道工作,而在后一

年开始去读神学。我们经常一同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决定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我。在一年后我进入 神学院,在他毕业之前我们一直住同屋。 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我是个“老人儿”,这使我在情感上得到益处,使我理解到那个学校的 一些特殊情况。我很年轻,比我的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这使我遇到些危险。使我脱离险境的, 似乎是在那些男生和我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友谊。在课堂之外,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有时作为他 们体育队的经办人同他们到其他学校去。在课堂上,我还记得我在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Denny)的指引下的那个转变经历,我设法使学习成为有趣的事。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是教拉丁 文,还是教学生?”对我来说,那主要是教学生,这样就使那些基础的课程看来不那么沉闷。举个 例子,我不像传统那样教恺撒(Caesar)的《评注,Commentaries》(那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关于 作战的简洁笔记,当然,并不是为了身处异邦、多少世纪之后、那些不耐烦的学生写的),而是 教考尼里乌斯·尼珀斯(Cornelius Nepos)专为罗马的男孩子写的著名人物的简短传记。它里面都 是有趣的轶事,足以用来练习拉丁文的文法。 这种和学生几乎近乎自然的关系,【26】也表现在后来我和南京神学院的那些十分不同的学生之 中,再后来也表现在燕京大学里。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比较简单的南京学神学的学生又不相同,燕 京的学生和南京学生的差别之大,就像是他们和美国的学生之间的差别那样。 在这教书期间,我到麻省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参加过两次夏令聚会,那是基督教男青年会和 学生自愿运动领导的。在那非常成功的聚会中,许多高尚的人参与了筹划,有的到了会,有的做 了演讲、致词,他们启示着或者带去了生气勃勃、切实有用、极其吸引人的关于宗教的观念。它 们和我过去所最为熟悉的那些相当呆板、单调的信仰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 受人敬爱的主宰,成了年轻人热心奉献的完美实体,而不主要是一些神秘、难解、崇高的本质和 它的属性,不仅是对它们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成了异端的一种神学上的教义。我和那时许多青年一 样,对基督的这种新鲜、沉醉的理解,可能都应归功于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从那 时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宗教信仰的精髓。在日后的岁月里,尽管神学的观点有了变化,我有了 那么多的经历,但是它一直光亮如初,丝毫也没有幻灭。 3 一八九九年秋季,我进入了协和(Union)神学院。它已经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 搬迁到了理士满(Richmond)近郊的一个可爱的地点。在能干的瓦尔特·穆尔(Walter W Moore) 院长的经管下,在它的新校舍、设施和环境的激动下,学院正在全面地发展着。我又一次有了三 年愉快的时间,它发展了我不仅对神学院、也对理士满(Richmond)这个城市产生依恋的情感, 现在它仍然在游移、徘徊着。除了是否做传道工作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逐渐形成着的问题,就 是神学信仰的问题【27】,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对进步的、无所惧怕的、毫无偏差的圣经学问 的态度问题。虽然到那时为止,我对宗教的兴趣主要是在实践方面,但是,由于到北方的访问, 通过阅读,也由于内心的强烈愿望,我越来越认识到,南方长老会的正统和当前自由探究趋势之 间的对立立场,而我知道我是同情后者的。

在另一方面,神学院的教授们,加上著名的院长,无一例外,都毫无疑问地是真诚、虔诚、有学 问、具有广泛人类同情心的人。他们被选到这里来,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是成功的牧师,以及和从 事有争论的神学相比,他们更愿意培养有用的讲道人。和他们在一起,我发现对过去和它的传统 的忠诚是首要的美德(在南方几乎都是这样);在宗教中如此,在社交和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如此。 所以我就决心重视、珍惜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教导,但是在思考和研究上则独立自主。为上课做 准备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设法把晚上空出来,读图书馆极好的书,主要挑选关于宗教、科学和 其他有关方面的新书。这帮助了我调和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似乎是无法说服我,有时甚至是不可 证明、令人拒绝的陈述。但是这个教义的主要真理却是这样的。在我传教的关系上,我内心里面 总有一点的紧张,到现在也仍然如此。因为我总是觉得,在信仰和目的上,他们和我都最关心它。 我是南方长老会的一员,我觉得没有必要和我父辈的教会脱离关系,我一直感到,双方都有这个 感情和信念。 我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雷西·埃维英·莫非特(Lacy Irving Moffett)受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 长老会神学院的差遣来到了这里。【28】我们立即被对方所吸引了,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第 二年转学到理士满(Richmond)来。他已经决定要做传道人。在珀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毕业后,他就成了我的室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密切的友情,直到现在;而且还由于我 们俩和两姐妹结了婚,情谊更为加深;在我们到中国之前和之后,我们一生都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学期,来到了我传道问题的转折点。它和往常一样,那是由于学生自愿运动的秘书来访。 这次来的是亚瑟·尤文(Arthur Ewing)牧师,他是去印度的传教士,回来休假。凑巧那时我是学 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有责任招待他,安排会见、谈话,出席他的公开演讲。在他即将离开的时 候,他问我:“好了,司徒,那你怎么样?”我对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 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我也清楚他可能会催促、劝说我要考虑的都是些什么。他 很机智、老练,也有良好的判断、感知,他紧紧、热情地握了我的手,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话题。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终结那种犹豫不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逃避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听着钟楼上的钟敲着钟点,直到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钟。怎么描述我产生 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中国不是我所思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 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 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 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 感觉。由于特殊的传教士背景,从那时起,我儿童时期的经历和考验一直以各种形式留在我的心 里。【29】和它相反的,则是在弗吉尼亚愉快的生活,在南方任何州可能都会是这样。它当然是 一种不正常的主观心态或情绪。如果我能够预见到后来我在中国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的,设想那时 我可能是要如何推论,一定很有意思。 幸好,我的父母从来也没有提出来、也没试图劝说我作传教士。当然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儿 子追随他们做这种服侍,会让他们更高兴。我第二个弟弟大卫(David)那时是医学生,十分明确 他不会屈服,但是他后来终于屈服了。他后来到苏州的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lack)医院

做了两年差派外科医生,直到在一九零九年因为意外事故而死去。我的三弟瓦润(Warren)在中 国一直呆到十五岁,没有经受过大卫(David)和我幼年时候受到的痛苦和后来的紧张,他似乎一 向很容易地注定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他先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学里、后是在神学院里做了十九年 的教授,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来的时候。 回来说那个注定命运的夜晚。我对作传教士很反感,但是那时候有个不能争论的意见:一个真正、 完全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阻碍,他就要到国外作传教士,或者至少要在被“召 唤”的时候愿意去做。而我则确实不愿意。在美国,那时我是否受到了任何召唤,要我为基督耶稣、 为精神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所有物质上的一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真是最为真实、它真是我生命中 最为重大的事体?如果不是那样,我是否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从事基督教的工作,而同时还 可以诚实地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床上辗转不安,翻来覆去考虑这些熟悉的问题。 最后,我决定把我的宗教信仰放到自己认为是最后的考验上。我要决定去做传教士,这样就对自 己满意地证明了基督教义对我有无上的价值。【30】如果上帝为我安排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工作, 或者知道我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要求,那么我必须相信祂会引领我。我疲惫不堪,入了睡。在 醒来时,我告诉了我的同屋帕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和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 他们没有感到吃惊。我没有感到是在克制自己,反而感到了满意、解脱,甚至感到是满腔热情。 我一点也没有对那个决定感到遗憾。它给了我对宗教的真实性的保证,给了我智慧去做当时似乎 是正确的事情。我要从事的事业,可能使得我比做其他事情更能够奉献给基督的理想和目标,也 能使我在一生中得到更大的喜悦。 4 学生自愿运动的效率很高,报名自愿到外国传教服务、热心的年轻人的数目,多于那些重要的教 会组织所能够接受的人数。这又导致了积极努力设法增加支持传教的经费。在北长老会和公理会 团体,开始了一个“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要各教会支持单个的传教士,它后来发展 成了“每个成员游说”,为当地的教会获得全部的经费。这个情况也影响了南方长老会。在南方长 老会,为国外传教的钱在几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减,也就没有在原有的队伍里面增加自愿者。莫 非特( Moffett)和我以及费尔曼·普雷斯顿(J Fairman Preston)在同一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 院,我们蕴育了一个古怪念头,借用北方最为成功的那个项目的倡导者路易·韦莎德(Louis A Wishard)博士的开展方法,在我们的教会里发动“前进运动”。【31】 教会当局允许了,给了我们必要的资料和他们个人的祝福,但是十分得体地使自己不承担任何正 式的责任。有少数商家提供了我们不可思议的那么少的花费。我们没有薪水。把住旅馆看作是应 急措施。我们带着地图和邀请卡旅行,并且设立当地的委员会,去收回那些邀请卡。我们各自在 自己过去熟悉的一个地区开始工作。普雷斯顿(Preston)在北卡州,莫非特( Moffett)在肯塔 基州,我在弗吉尼亚的谷地。我的第一次试验,是在首都华盛顿,是我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个星 期天。我曾经咨询过的中部长老会年长牧师 A W Pitzer 允许我对他的教徒做一次试验。在听了我 的计划后,他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拍着膝盖,说,“当然,当然,多年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些教会 没有这么试试。”我说,“因为那是个相当重大的主意。”“好吧,年轻人,你就勇往直前吧。希望

你能从教会里弄到更多的钱——愿主祝福你。”我在这个教会里讲了道;在会众挑选他们的“外国 牧师”的时候,他们说既然让我在他们面前练习,所以他们就有理由来挑选我。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在他总统任期内是中部长老会的成员,有一次我从中国休假回来,到那里讲 道,有幸他在那里做礼拜。 这个办法的彻底性和新颖性;青年男女要求去传道服务,但是由于没有钱而不能成行;这又理解 为主要是由于大家认识不到有那个需要,以及缺少系统的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很容易地取 得了惊人的结果。对于一般的人,他们把到国外传教看成是职业;对于另一些人,它有浪漫的意 念;而那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抽象属性,它关系到一个具体的“外国场合”并且也是个人化的。【32】 这个计划的成功几乎是自动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总部里。我记得,第二年春天,教会组织最 高的总部一致同意,批准了那个计划。我们三个人都成了有薪水、有花费支出、有正式地位的秘 书。看来,为了证明我们的忠诚,我们最好有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去到现场就任。普雷斯顿 (Preston)被选中了。他那时已经定婚(那是他旅行的一个副产品),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婚礼之 后,他和他的新娘去了朝鲜。莫非特( Moffett)和我要再等一年,到那时,我们觉得永久性的机 构就会建成了。他们愿意让我们无限期地担任那个职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募集到钱,讲 明我们自己也是准备好去做传教士,那对于整个的事业是有更大的好处。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最 初的目标,并且很满意我们的极为保守的教会正式认可了那个方法,并且还聘任了一个固定的秘 书来维持它。 回想起这个经历对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的影响,它对我的新目标给了我立即可行的出路,而同时 又变得承诺于它并不只是基于虚构的自我牺牲。在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已经给了我读研究生的 奖学金,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谢绝了它。我错误估计了奖学金在传教领域中的重要性。但 是我预计在同一个大学里再多读一年不会有多大好处,则估计得可能并不错。但是,积极的一个 考虑是活跃地从事于冒险、可能有用的像我们小小的那个“前进运动”的一个项目。在持续拥护传 道事业以及对反对的意见做出回应中,我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并且对它产生出热情;它使我在最 后进入到传教事业中的时候,立于很好的地位。【33】我全神贯注在这些振兴和管理上的事务, 而学问和神学上的事情则在那里沉寂着。我有机会在南方各州旅行,感觉到我对弗吉尼亚的深厚 感情在扩展着。在那时候,我的信仰是集中在一个工作上,在那个工作里,我是和牧师和教会的 领袖在一起,无论和他们在信仰教义上有什么分歧、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结成了许多愉快的友 谊。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我和我的教会内在的和谐更加深了(我相信大多数的教会都是如 此),这是基督教义的真正基础。 5 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和我从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我们的长老会就授予了我们神职,任我 们为牧师。有了两年的“前进运动”经验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中国作传教士了。我们是否不结 婚、独身前去?我们决定,除非我们两个人都结婚,否则就都不结婚。在造访新奥尔良的时候, 莫非特(Moffett)和我遇到了我的几个远房表姐妹,是约翰爱德文罗德(John Edwin Rodd)夫 妇的几个女儿。我们逐渐发现有点什么事在发展着,那个糟糕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中:“是同

一个女孩吗?我们的协议怎么办?”一九零四年七月,我们到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卢克欧 特山(Lookout Mountain)参加一个会议,我提议莫非特(Moffett)和我邀请我们都感兴趣的两 姊妹。当她们来到了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大气,发现我们各人所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决 定同时提出求婚,我们也这样做了。 她们接受了我们。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在新奥尔良(New Orlelans)一同举行了婚礼。我 的新娘是艾琳(Aline),莫非特(Moffett)的新娘是凯特(Kate)。另一个妹妹佛劳伦斯 (Florence)后来到中国作传教士,【34】第四个去了非洲。艾琳(Aline)过去没有考虑过做传 教士,但是她的其他三个姊妹帮助她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我和艾琳(Aline)共同的恋情生活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她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去世。

第三章:回到中国 我父母在一九零四年十二月末到上海接我们,然后一同在除夕那天回到了杭州。莫非特( Moffett) 一家被派到了苏州,我们双方都很失望。 这时,当我看到我父亲一生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微弱、那个小小、人数不多的教堂时,我那旧时 的厌恶又复活起来,但是还拥有我在促进“前进运动”时的那种对国外传教理想化的反应。幸好, 我当时紧急的任务是掌握中文。我对学习语言的天然兴趣,增加了所有学习中文的人似乎都感到 的中文的魅力。我在年幼时所学到的那点中文,在流逝的那十八年里似乎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在 听、也可能在发音上,以及学习俗语、习惯说法上,毫无疑问还有些帮助。那时,还没有年长一 些、熟知使用中文的人督导的语言学校,或语言班。 请了一个年轻人做我的“老师”,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以前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不 敢喝我们的茶,因为怀疑我们在茶里放了一种喝了会变得信基督教的药。(后来他成了一个虔诚 的基督徒。)但是,不久后我们就学到了该怎么一同工作。自从他开始理解到问题所在之后,他 就对问题十分注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帮助我学了很多谚语、格言和当地日常的俗语; 假若我继续在杭州呆下去,【36】我可能会把当地的话说到流利得是一个西方人所可能达到的水 平。这里的地方话在中国极为特殊,在杭州是南宋国都的时候就有了,是朝廷官话(普通话、国 语)和所谓的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地方话)的混合物。我觉得它音调优美,而且有其他 语言所缺少的表达情调,不过,我可能是对它偏爱了。很多杭州人来自宁波,包括和最初的传教 士一同来到杭州的那些人。由于这个情况以及派给我的是我父亲在杭州和湖州之间广大的农村地 区,所以我就熟悉了包括上面说的这些地区的和上海、苏州的多种吴语。它们基本上相似,但是 各自都有些差别,尤其是在代名词上。在杭州度过的那些年,对我意义重大:除了在家里的和和 城里其他传教人不多的交谈外,我和当地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几乎不间断地听、说他们的话。 我生在中国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益处:中国的传道人、教师和其他雇工都认为我生在中国,所以我

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这使得我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他们对老一辈那些外国传道人则不 是那样。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们也把我看作是兄弟和徒弟、生手。我很快就理解、领 悟到他们的思想方式、推断、假定、不满、牢骚、不平、以及对传教方针的误解,这有特殊的益 处。有了这个开端(我对此毫无归功于自己的念头),我总是寻求中国同工的信任,而且从他们 把我看作是理解他们的人、并且宽宏的接纳、赞同我之中而得到益处。这有助于顺便解说一下, 生在中国并不能够让人取得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也不能取得学到中文的特殊能力。 学习了语言一年左右之后,我就开始在杭州以北的一个较大的农村地区开始了工作(我的父母曾 经在那个地区呆了许多年)。【37】立刻就用当地的一个船家做为交通工具,沿着众多的运河往 来于那个地区和在城里住处。在我父母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管理当时正在迅速增加的一些教会, 学会了带领福音布道的聚会,也学会了到人们的家里去和他们熟悉起来。这些在乡村里的走动, 以及在城里和人们类似的接触,使我和中国的生活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对我后来从事社会教育等 活动有莫大的益处。 我也开始估量传福音的各种办法。接受洗礼(受洗)是教义信仰主要的简单形式,星期日到教堂 聚会,以及严格遵守安息日,这些比福音对精神和社会的含意还要重要。对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抛弃对祖宗的崇拜,似乎是个毫无必要的严厉的激惹。礼拜主要是讲道,没有用壮观的仪式、优 雅的装饰等来激发美感的要求,而所有的这些却都是中国人的本能和习性。总的趋势是严肃、压 抑、正式的宗教概念,是一种自然地实现原来教会所接受的标准。在其他教会,近来在大多数教 会里,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很显著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滥用了各个政府所 代表的非宗教势力。罗马天主教通过和法国政府订的宗教事务协定,使他们的教士团成员取得了 官员的地位,并且保护他们的成员不受法律和其他政治方面的管辖。加入一个教会,就意味着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这样说并不是对天主教神甫的动机有任何异议,也不是对他们的虔诚和 献身有什么批评;我对他们是十分敬佩的。但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 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 优惠。【38】在基督教差会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的亲戚和邻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要求他们帮 助,在帮助做这种交涉的时候,他们还会为补助他们微薄的收入而经受金钱的诱惑。传教士被误 导着以为在某个地区有了认罪的觉醒,渴求得到拯救,但是后来却发现在昄依入教的背后,有很 卑鄙、肮脏的动机;他们所信任的当地的布道人,常是忙于社交,牟取不义之财。传教士,特别 是有商业习性、实际操作以及有推销员思想的美国传教士,常常自然而然地追求增长昄依入教的 人数、新组织了多少次聚会布道、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起来的布道活动的数目。对于资助的人来 说,这些数字是容易计算、也看得明白的。很善于看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中国人(这是他们 著名的特点之一)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设法对此给予满足。中国的协助者是靠此为生的。 双方都有那么一点点故意的虚伪或伪善,传教士自己真地理解不到自己有意强调的神职上的成就, 和显示一种新的生活并不一致。但是在那小小的基督徒团体的里里外外,具有的那些误解、错误 理解,都是可悲的。

但是,记下了我的这些早期的印象之后,我应该在此见证,从那时开始有的,也被后来在中国所 有的经历所加强了的结论: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具有纯正的宗教目的,是真挚、热心、目 的高尚、不知疲倦、忘我奉献的。当我的态度不再拘泥、原来的那种偏见变得消失在过去的时日 里的现在,我写了这些。在称职上,他们平均的智力和总的能力,远远高于一般人所想象的。 【39】很快我就对我和这样杰出、美好的人们共事感到骄傲。我也开始在派遣给我的工作的细节 里、更在一般的策略方法上、以及管理和联合计划(这时正在缓慢地被人接受)中寻求真正的乐 趣。我是否可以高兴地终生做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并且获得成功,这是我曾经不只一次反复 思索的问题。 我所说的大多数传教士的高水平,对于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也很适合。是有一些人为了卑劣、不 足取的缘故而加入教会;但是在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那千万个殉难者,和在许多情况下不顾 环境恶劣、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而信仰坚定的那许多人,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崇敬。从十九世纪 的基督教家庭里,出现了一些今天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2 我来到中国不久,在美国北方长老会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管辖下开办了一个联合的事业,那就是南 京的金陵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anking)。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在太 平洋的这一边,属于同一教派但仍然隔裂的这两个分支,终于做到了如此有限的联合;这表明教 士的联合是何等的困难;它荒谬绝伦地阻碍着扩展人类友情的努力;但是也表明有了耐心、机智、 并且对于我们的宗教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即便是在教会的联合上,也有希望得到进展。 在这个神学院邀请我加入教员队伍的时候,它只有来自这两个教会的两位高年传教士,和一位年 轻的中国人。在他们请我、但是我拒绝了两三次之后,我让我的差会去做决定;除了一位之外, 大家都愿意要我接受。【40】例外的那位是弗兰克·普赖斯(P Frank Price)牧师,他反对让年轻 的传教士不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从事教育。几年后,我很高兴地欢迎他加入这个教学队伍;他在一 九四一年退休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是受人热爱的牧师。在我去到南京不久,先是美国 南方卫理公会,后是美国北方卫理公会以及基督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陆续加入了那个联 合。如果更愿意保持教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迫使比南方长老会在教义上更为僵硬的南方浸信会退 出上海他们自己的联合大学和神学院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争取到北方浸信会。 当时的协议是让我主持新约文学和释经学科(Department of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Exegesis);因此,我有了机会研读我过去没有那么研读的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的标准 是强调圣经的无上权威;但奇怪的是在神学院课程里,我只有不多的时间教授圣经的本身,而更 强调的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和教会历史等等。这可能由于认为学生已经对圣经本身有了足 够的认识。无论如何,很快我就不只发现我对它的内容所知的如何有限,还发现那内容是多么令 人沉醉。因此我就找所有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以我最大的探索热情,去熟悉圣经新约的经文、 历史、哲理、信仰、奉献等方面的学问。还有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去教学生, 才能够使他们不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但引起他们有同样的学习兴趣,而同时并不扰乱他们过去 的各种信念。他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程度高的相当于近代高中的教育上下,低的只是读过中国

旧式的私塾。孟子提出过忠告,说【41】要因材施教;我制订教学计划,让它为近代知识做准备, 同时也使它浅显、基本、有教义而且还实用。 我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时非常忙碌。我一般一天上四小时的课,和同事分担其他的任务;必须准备 讲课,还要不断学习中文。迁到南京就需要学习那里的方言,那是官话(北京话)的一个南方的 很糟的变种,在全中国是最难听的方言之一。它贴在吴语的边上,混杂着粗糙的北京话音。我的 生活和一般的人们相当隔绝,但是我讲课完全用中文。我也讲道,也偶然做公开演讲并有社交活 动,几乎总是用中文。 不久,我就开始做些文学、文字的工作,为长老会教内和教外都有很多人阅读的长老会的周刊写 些信仰方面的文章;也为正在节译为中文并有些评议的 Hasting 的圣经词典(Bible Dictionary) 写些文章。我还为国际布道会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跨教派的布道活动的月刊)等杂志用英文写文章。我们的校址离南京大学很近,我 常去那里讲道,教查经班,并且和宗教研讨组织见面。我有了一个信念:中国的传教人,特别是 不能阅读英文(懂英文已经成了受过新教育的标志)的中国传道人,如果能够阅读原本的希腊文 新约,就会受益良多;这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成中文的困难(没有更不相同的另外两种文字 了);使他们在阅读原始经文的时候感到亲切和真实;并且有一种总的文化的价值,正如 Macaulay 的警句所说,只有懂了至少另外一种语言之后的人,方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语言; 【42】同时还可以因为有了这种专业的成就,就能够替代对掌握英文的羡慕,而使人有“面子”或 地位。由于这些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初级希腊文新约读本,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希腊-英语-中文字 典。我很有意思地发现到,为了阅读经典希腊作品所需要的许多希腊文的词形,新约圣经里并没 有使用它们,从而可以略去。我也有幸,在编纂那个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新考古发现, 完全、自然地表明了新约是用整个地中海一带使用的现代希腊文的形式书写的。这说明在某种程 度上稍稍和古典的标准不同,它并不反映它的作者的学识。并且使得更自然地用中国人的口语风 格翻译了圣经。它也使得字词定义更为丰富,更有生气,在某种意义上,给许多名词术语和短句 增添了新鲜感和生动的含意。 在成为神学院的教师之后不久,我就对基督教牧师少有大学毕业的这一情况很担心,并且设法找 出原因和补救的办法。在寻求了好几年而没有成效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是从 南京大学来的 Handel Lee 李汉铎;十五年后,他被推选为这个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的院长。在 这件事发生之前,学生自愿传道运动(相当于美国学生自愿外国传教运动)组织了起来,我是热 心的支持者之一。山东的一位传道人丁立美(Tin Limei)牧师做了它的秘书,到全国到处旅行, 组织各地的学生分部。这个运动扩展到献身于基督教的服务,而完全不强调职业、业务方面,这 导致了它的衰落。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吸引了不少很有才干的人成为传道人,而且也让人注意 到教会领导的问题有多么重要。【43】 3 我在杭州的三年半和后来在南京的十一年里,另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是基督教男青年会 (YMCA)。在韦拉德·里昂(Willard B Lyon),富来彻布卢克尼安(Fletcher Brocknian)等人的

明智领导下,没有教会、教义或组织的限制,适时地满足年轻知识界学习西方知识和先进思想的 需要,男青年会对我展示了一个和当时流行的传福音(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培训)的办法极为 不同的传教做法。男青年会能够吸引住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曾经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 这些人在各方面都被待如同事,在方针和经济方面等一切事务上都和外国的干事有相同的地位, 而不是作为雇员、只按照外国人所单独商定的去作事。 它强调在政治、社会、知识和经济问题中实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坦诚地讨论它们。男青年会积 极组织、推广、支持竞赛、科学讲座、社交、交友、以及查经班和宗教聚会。我常被请去参加暑 期会议(多是在幽静宜人的山间召开的),这个活动更多地影响了我的见解。 凑巧,在一次这样的会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罗根·鲁慈(Logan Roots)主教。在几次会上,他 和我是唯一的西方“外人”,这使我们更密切起来,使我开始了我传教事业中一个最为使人高兴的 友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盛装全副主教袍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因为我以前只在夏令营 见过身着非正式的便服他。 我们在南京居住的早期,我认识了罗德尔夫·希尔兹(Randolph T Shields),他那时正在协和医 学院教学。这个学校后来迁去济南,称为齐鲁医学院。认识结了果,成了友谊,这是我一生中第 三个伟大的友谊。我们后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的妻子和他的妻子就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 儿子相隔一天出生,【44】他们一起学习,一同玩耍。“苒(Ran)”后来成了在中国医学教育中 杰出的一位领袖和学者。 4 在神学院内的专业职责,不可避免地使人思考一些问题,它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保守或自由、正 统或近代。我所有的训练和正式的联系都是前一种类型;但是我所有的内在同情和审视的研究则 使我倾向于后者。我在弗吉尼亚州读书的时候,以及就要来中国之前、为了到国外传道的原因而 旅行中,我对传教士中我的年长的同事的信仰和行为的尊重,以及真正的相互间的友谊和理解, 张大大减轻了我的紧。我总是设法区分虔诚的宗教信仰、悔悟,和那些属人的看法和理性研究的 事体。后者是受地区、传统、气质、阅读和研究等外界的情况所影响着,其影响可能比一般所理 解的要大得多。迫使人进入互相敌对的群体的分歧,依我看,大多数是属于后者,虽然混杂着认 为是宗教教义的不同,而且进一步被情绪所加剧了。 南京神学院虽然是依据有保留的接受新教教义而建立的,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免于遭到更为坚 持、自认是“合理、健全”的或保守、稳健的神学的那些人的批评和怀疑。这在所谓的苏北差会对 我们南方长老会上最为明显。我们有两个差会,一个在长江以南,一个在江北,神学院是属于江 南的。我属于华中差会;华中差会的人虽然有基本的神学立场,但是远远不那么爱争辩,也不那 么不宽容。【45】在我全部经历中,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像北方差会里面的那些富有敌意并且好 辩的人。这实在奇怪,因为作为单个的人,和在私人关系上,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也许是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贫困、管理不善、非常偏僻的地区的艰苦环境,使他们变得苦涩或 者至少是变得冷酷起来;在他们自己内部传道事务中,他们也表现着类似的情绪。赛珍珠是在那

个环境里长大的,她在结婚之前,对其他差会所知甚少。她那些故事中的 “争战的天使”,也就是 他的父亲,原来是我们差会的,后来转成了苏北的。可能是由于这个情况,她才对差会有那种反 应。 北方差会的人总是在调查神学院这个或那个教员(我是特别被怀疑的)的正统性,要不然就是批 评那些本人在神学上无可指责、但是说他们对其他具有可疑观点的人过于容忍。幸好,我们教师 自己和谐,互相信任,没有被这些攻击所干扰。在我最终辞职去北京的时候,绝对没有想逃脱这 种询问的意向;但是想到那时在中国的各个差会中,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在滋长的趋势,我很可能 成为一个靶子,并使得这个神学院陷入一场神学的辩论中,那就比什么都更令人厌恶了。 实际上,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我的确已经成了这种攻击的对象;虽然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几 年之后我才知道。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责难,我把它记在这里。情况是基督 教男青年会请我在他们的干事会议上使用让他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干事能够听懂的近代语言,做一 次系统的演讲,谈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和圣经等基督教的信仰。【46】那些演讲没有文字稿, 有人用速记记了下来。后来,青年会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印出来自己用,而不是发表。当时,我 甚至在没有看看校样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那时,我正关注在北京要我去的问题。我怀疑,即便我 没有同意,情况是否就会不同。 同一年稍后,从美国来了两位造访者,表面上是在夏令度假地主持传道人灵修的聚会,但是还有 一个使命,是在中国的传道人中寻找近代主义的证据。我在青年会上演讲的记录不知怎么被那些 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得到了,并且给了这两位一份拷贝。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 (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刊载了格丽菲斯·多马士(Griffith Thomas)博士写的一篇渲 染、激烈的文章 “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其中大量引用了我的演讲记录,还摘录了其他书籍的评论 和其他出版的文章。 在我下次去美国为燕京大学募集基金的时候,我们年长的国外传道秘书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做点 什么,来帮助他们评论寄给他们关于那个文件的一些问题和责难。我是在理士满(Richmond)那 个辖区的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被任命的牧师,但是根据那时开始的做法,把我调任到了中 国的长老会,所以我和汉诺佛(Hanover)断开了关系。但是我要求允许我为了这个目的,特地从 底特律到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春季大会去。 长老会可能给予什么判断对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燕京大学支持的。我的声誉、威信不 会由于弗吉尼亚长老会对我宗教上的“健全”与否投反对我的票,而致使在美国北方那些州和在中 国的教民中有任何屑少的偏见。但是我急切地希望,在我早期作学生、【47】和作为年轻同事时 候就认识我的所有的那些保守的南方人,会更关心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知识性的看法和对事 务的解释。在我自愿把自己送到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用 我自己的头脑来审判他们。 在他们问我我愿意怎么进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愿意由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根据基督 教男青年会的那些演讲记录(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已经分发了大量的拷贝)做详尽的调查,或者采

取任何能够让他们满意的程序。但是我个人期望对全体与会者做一次陈诉,谈谈我所讨论的那四 个基本信仰对于我有何等的意义。我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句做了那个陈诉。他们还有个委员会来 讯问、审讯我。结果是全体一致起立投票支持我。有一位瘦高的弟兄提议,对违反了君子风范 (且不说更违反基督精神)的北方人采用的秘密方式来谴责我,做一次投票去否决它。但是后来 没有坚持这样做。 但是,(在费城和普林斯顿)发动攻击的那些人不情愿接受这个决定,他们鼓动了在南方有类似 看法的人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甚至带到大会上。在技术上讲,那个宗教会议只 能处理它的长老会,不能对我做什么;那里的长老会有完全的信心,拒绝谈论那个问题。事情就 那么结束了。但是在我再次到美国、再去造访理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我请求将我的长老会 身份从中国转回来,这样,如果日后对我有类似指责的时候,他们对我就有正式的裁判权。全体 一致通过了,所以我仍然是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一个“虔诚、优等、正式”的成员。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南方长老会》上说,“长老会审查任何人的观点也没有像对司徒博 士那样详尽过。【48】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充分地使长老会确信他具有南方长老会所拥有的信 仰。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攻击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他不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公开争论, 将它完全交托在长老会的手中,而自己则静静地从事于他那中国远方的重大工作。” 我认为,这段叙述的要点是:从事基督教工作、但对宗教有不同理解的人,如果互相对他人的宗 教信仰有信心,有在所有人际关系中显示基督精神的共同目标,大家就可以欢乐、和谐地工作在 一起。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一九一八年末,当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大学的时候,我的本意就是拒 绝。我非常满意在神学院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觉得我的科目真正 是属于我的,并且还有几个写作的项目。 自从一九零零年义和团的灾难之后,北京汇文大学(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 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 理会),这两个小教会学校,一直在试图联合起来。它们终于同意了联合,临时用北京城内东南 角卫理公会那个大学后面的房舍。但是还有些争论,情绪还很激昂,特别是联合之后学校叫什么 名字。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妥协,没有一个新的开端,就没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大学。 汇文(北京)大学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是住在西雅图的退休牧师,他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 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做这个新学校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中国为基督教事业做任何最 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着说,我没有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管理经验,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适宜于我 当前的工作,所以他应该不把我考虑在内。不久,我才知道【50】他去北京是去解决那两个小学 院之间的僵局,他那时正在事前物色去巩固那个联合并且做领导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远离他们认为是毫 无希望的那个一团糟;只有哈里·卢斯(Harry W Luce)博士属于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说,在接受 之前,要非常仔细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拒绝了的这个邀请,现在到了我这里。他们原则 上同意,校长必须不是原来当地的,必须和那个问题毫无牵挂;我至少符合这个条件。我记得我 面对决定做个传道人那时的经历,决心将这个问题也做为一个类似的考验。几个星期过去了,双 方都敦促我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没有清楚的意向。那时,我曾经犹犹豫豫地答应去北京看看情 况,尽管我想摆脱,但是还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个承诺。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号到了北京。坐着洋车(人力车),在强劲、寒冷的西北风里到了北 城的基督教长老会。我当即就开始意识到,那两组人之间分歧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汇 文毕业生的代表告诉我,那个联合的大学无论用什么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继续叫汇文,那 么他们就拒绝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对方类似的代表见面,在我看来,这会十分严 重。他们愿意用任何其他名称,只是不能用汇文,如果决定了用汇文,他们就要在通州的校园里 把他们的毕业证书堆起来,放火烧掉,去象征他们母校的毁灭。在两方面我见到的都是毕业生的 领袖人物,【51】很多在做重要的教会工作。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他们反对联合的强烈感情,以及 中国人“面子”的意识。那时汇文(北京)大学的劳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原 来的校名,新校址要连在原校址旁边。但是另外的那一组人则拒不接受中文用汇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在传教士们为自己学校名称争吵的时候,一个中文和英 文都称作北京大学的政府公立大学建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它的校长 蔡元培有旧科举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过一些欧洲的教育。他把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年轻、光 辉的学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员队伍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博士。他们出版关于进步改革的书籍 和杂志,受过教育的青年都热切地阅读它们。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称那样,那是文艺复兴。在南京 我一直热情关注着这个觉醒。开始这只是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纯属内部的争论,使得他们的不出名 的小学院,想潜越一个应该属于中国人的校名变得荒唐,而中国人正在使它成为他们国家知识界 的火车头。 在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会见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在他们之间解决了那些争论的 问题之后,我才可以决定我的问题。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并且认定了双方各出十个代表(五 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来取得协议。要我这个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们为那个校名和其他意 见不同的问题激烈争论了整整三天。一次过了午饭的时间,一次到了午夜以后。我听得非常清楚, 他们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52】他们纠缠在允诺、分歧、和机构之间的竞争之中 不能自拔。如果在这些激动的问题下,我拒绝了,他们就不会有心肠再去努力了。我心里设想, 在曾经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这个古城里,以博大的思想蕴育,试用新的措施,建立一个教会大学 会有多么大的潜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希伯来先知会说那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那时,我知道我的使 命是接受那个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也因为他们身处困境, 孤立无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尽管那些问题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无法解决的;还因为像

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值得有一个教会的大学。我祈求带领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们重 新聚会的时候,我冒昧地设想,并且提出,如果他们真想按照我的建议来行动,我就准备接受他 们的邀请。我建议他们任命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对每一个争议做出果断 的决定,各方要将这个决定看作是最终的决定。他们都欣然同了意。整个的气氛改变了,他们立 即都变成立原来心底里面的朋友和同事。【53】 但是,那个委员会迎合了中国人妥协的喜好。他们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让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 的让步,直等到他们大家都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个结果。从董事会的 成员也从局外的朋友那里接到电报,要我不得耽误,再去北京一次。那时是三月,我第一次尝到 了早春的沙尘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来大风,北京的居民会是喜爱那时的气候的。 我又和沮丧的董事会见了面,指出我看到他们有三个解决办法:1)将问题再交到那个委员会, 附带一个说明,要他们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弃过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会;3)放弃他们 各自坚持的,只去考虑如何对那个新的学校有好处。我还说,除非在这次会议上把问题解决掉, 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来帮助他们。这时亲切的劳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来,眼泪 流到面颊上,说,他开会已经开够了,放弃联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说他可能是最最顽固的一 个人,他现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来,重新开始。 这就带来了需要的那种触媒,一直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分歧这时很快就消散了。决议说,在那次 会议期间,还用原来那个中文的名称,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给我去定。可能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 人物程静逸(音译)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样。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 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这整个 过程表明了实现联合有多么困难,也表明完成了联合后有多么大的好处。 愉快地解决了那些老问题,我就正式声明我接受邀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校址,校址要 重新考虑,而不管过去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不负经济上的责任。我觉得这既聪明也有新意,只是 后来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标准行事,而且是个昏庸愚昧的想法。在这第二次旅行 时,我请 Harry W Luce 和我同行,并且提出推荐他担任董事会(托事会)的副主席并担负日后的 经济事务。他【54】曾经成功地为山东齐鲁大学的新设施谋措基金,对于为燕大可能做些什么, 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2 只有这个可能性才对人有点吸引力。那时的确没有资财。四个教会(差会)的董事会各承诺给我 们伍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但是那些钱早已经为购买和修缮各自情愿的、分散的校址花过了头。 从开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争议,我就感到沮丧。那时的支出预算尽管很小,但已经是进项 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数还不是想象中的大学生的资质,大多数都是靠着助学金。合并 之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一个是 Li J F(李荣芳)博士,另一个是陈在新(Chen T H) 博士。教师中的许多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在大学任教。在北京和纽约市两地,所有的人都在专 心关注那些争议的事项,而没有做(甚至想到)进一步争取基金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的发

展。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知道我对教育行政管理是个新手,对中国北方和未来的共事者也不熟 悉。我思考衡量着我南京职务的稳定。那里没有行政上的忧虑,除了讲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 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外,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似乎是从糟糕走向了更为糟糕: 先是脱离了传道进入教学,现在又脱离了教学而进入了大学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新的冒 险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蛮干。 我来到的这个学校不只是钱无分文,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当地的人过去一直忙于用资助他们 点钱去购买土地,根据他们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55】我不久就发现,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 由差会理事会(Mission Boards)的成员组成,挑选到里面,是去关照他们各个教派的利益,而 不觉得他们有责任去筹募基金。在那个暗淡的情景里,哈里·卢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个光明 点。董事会批准了他担任副校长,但是在纽约的托事会反对他。我用一封辞职信做了回答。他们 还是不签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议。这时,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看 了信件的复本。理事们加上了他们紧急的建议,托事会同意了! Luce 博士立即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不屈不挠的全国旅行,拜访过去赢得的朋友,并且通过他们再 接触新的人。他是为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甚至连校址还没有的学校在设法募集经费来建造房屋。 他写了许多信抱怨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个码头的基础。 3 在那时,已经同意在城墙之外、不要远于三四里,寻找一个地点;但发现那很困难。多少世纪以 来,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员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们的家人;他们购买了城外近处许多小块的土地。 环围着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芜失修,业主是谁都难以找到。我们每次 要购买一处够大的土地,总是遇到一个或几个这种找不到业主的墓地。中国人极其反对、忌讳迁 移坟墓。所以那的确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围着北京步行、骑驴或骑自行车,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天,【56】一些朋友邀我 去清华大学,其中一位说,“你们为什么不买下我们对面的那块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颐和园 的主要大道的一边,离城约十五六里,但是实际上它离开北京城不远,因为它比我们已经考虑过 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还相当有魅力。那个地方面对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 老的中国美丽寺庙和殿堂。过去,它是一位满洲王爷荒芜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说他去为我们购买想办法。理事们和董事们 同意了那个地点。第二年夏天我到陕西省会去见陈督军。他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要了陆万美元的 中国钱,把那块地卖给了我们,并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最初买到的地是四十英亩 (二百四十多亩),后来,我们买了相邻的几个荒芜的花园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以 上。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大学的建筑要采用中国的式样。外部设计得线条优美,颜色鲜艳,而主要的结 构全部是钢骨水泥,要有近代的采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设施。这样,那些建筑的本身就是我们 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水塔装潢成了一个十三级的浮屠(塔),

在我们校园里,它可能最有特点。我们整复了旧时花园的景致,加上了我们的栽植,从附近的废 园(圆明园)那里移来了石雕,并从几个景点移来的几个亭阁。其中一个亭子是在湖的岛上,是 亨利·卢斯(Henry R Luce)赠与的,成了他父亲卢斯(Luce)博士的永久纪念。在另一个亭子里 安置了一个音色清脆的庙钟,那个大钟在校园里敲点报时。【57】多年来,很多来访者说燕京的 校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们自己几乎也就相信了那个说法。它的确加深了学生对这个学校和它 的国际性理想的依恋。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个现实比我的理想还要美好。 4 但是我也知道了理想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卢斯(Luce)博士留在美国各地,既无引导又无支持; 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人募集到的甚至不够他自己的开支。 一九二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埃耐斯特·博尔顿(Ernest D Burton)教授为首的一个教育调查团来到 了中国。它代表几个教会团体,来考察在中国的基督教的教育,并提出建议。邀请了三个中国人 和三个传教士担任协作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三个中国人之一,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 走遍了中国,我们将调查教会大学、中学和神学教育的结果写成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且为整个 中国提出了一个计划。 在一九二二年,要我去美国帮助把那个报告提交给各教会团体。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 托事会(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这是最使我醒悟的经历之一。在那些成员聚会的时候, 我听到有个人挖苦另一个,因为后一位似乎弄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他们两个人都参加的类似 的多个机构中的哪一个。我可以说,没有过多久,由于一些人辞了职,另一些人焕发了热情,以 及由于托事会极为大度地让我提名了一些新成员,托事会变得无法更为积极、合作了。【58】 在我这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前景还是暗淡的。鲁斯博士不知疲倦地尽量让可能的支持者意识到燕 京大学,并且广泛地赢得了朋友,撒下了种子,就像常情那样,日后由其他人来获取丰收。但是, 实际得到的捐款是极少的。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的家里,我听 到一个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en?s College)的一个教师和布朗(Brown)博士的儿子谈 到通过专业公司来募集资金。在我离开我这位朋友家后,觉得这是个解决的办法。托事会的成员 对此则十分怀疑。开始的资金从哪里来?有一个成员反对将国外传道事业化。这家公司从来也没 有为美国以外任何事业做过工作。但是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最后和坦布林和布朗 (Tamblyn and Brown)公司签了合同。 那个公司说,我必须随时在场。他们根据经验,美国的“有希望援助的候选人”在心理上希望和所 涉及的那个机构的主席打交道。因此,在此后的几年,我就来回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度过 了大部分工作时日,做一些我并不特别适合做的事情,而把似乎是我的主要任务放到了一边。在 中日战争之前,我一共去了美国十次。我的一个同事还记得我在某次募款旅行回来的时候曾经说 过:“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不认为我是属于乞讨行业的乞丐。”那是个缓慢的艰苦工作,所有 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的礼物,没有一块钱来自美国政府。

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使用了一种精巧、绝妙的技巧。他们的机灵的大学毕 业生组织所有的事情,但是从来也不出面。Luce 博士和我,以及中国人和其他和燕京有关系的人 到某个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演讲。【59】举行向我们表示敬意的招待宴会。然后,我们就 拜访安排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些人。它起到了作用。在最初不长的时间里,效果明显,但是没有能 够达到目标,所以就停掉了那种安排。在了解到其他人如何做这类的事情之后,我决定我还是使 用我自己的票友、非专业的办法为好。几年之后,在采用比较直接方式的另一个公司的安排下, 要我和一位从西部来的能手去波士顿。他的论点很恰当,说唯一能够要到钱的办法就是开口要。 他带着我去拜访波士顿上层的一些人物(有些我过去曾经见过),他对他们施展了他那高压性的 推销人员的本领。我感到极其屈辱,离开了那个城市,并且决定尽管我的大学需要许多钱,但是 我再也不会采用这种办法。 对我来说,经常需要结交可能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祈求捐款,这是件使人厌恶的事,而且还给 我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遇到过的令人沮丧的感觉。我甚至遭受到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的折磨, 而在每次集资旅行结束的时候,消化不良也总是消失了。但是集资旅行也带来了许多令人愉快的 友谊和其他有趣的经历。我试图遵循两个指导原则:一个是不论是否能够得到捐赠,都要把向其 募款的人看作是那个大学和中国的朋友;另一个,我可以说我从来也没有不遵循的是,不去评判 涉及的那个人的钱是如何取得的,只是他要对我们大学当局的方针和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不限制 我们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钱的时候,我们方才接受那个捐赠。双方处理这个问题在道德上的正确 与否,在我看,能够涵盖所有任何时间会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在日后开始在中国相似募款时, 它使我立于坚强的处地。 募集款项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它似乎应该让我更为焦虑的是,在鲁莽从事和机灵审视之间作出 平衡。【60】营造和建筑不只是教学大楼和教员住处(为这些获得捐款相对比较容易),还有一 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譬如非常昂贵的发电厂。燕京大学越是能够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成就,它就会 更容易取得更多的基金。另一方面,必须有信心保持我们财政的廉正性。冒一定的风险是要考虑 的一个问题。 5 有个名为黄国安(KA Wee)的中国人,来自新加坡的一户殷富人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带 去了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从哥伦比亚(Columbia)得到了文 学硕士学位。在回新加坡之前,他的家人带他豪华地旅游了美国和欧洲。但是他已经有了美国人 的朴素、直率、奉献的理想,希望回他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家人威胁他,说如何他不和 他们回去,就剥夺他所有的继承权。他的回答是,他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真这样做了。这样, 他就要找事谋生。在这时,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听到了他的情况;因为那个公 司正在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搞活动,就让他作为雇员,但是对于如何使用他并没有明确的设想。 当时,卫理公会的国外差会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已经决定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建 个以贝施福(J W Bashford)命名的大楼来纪念那位主教。贝施福(Bashford)曾经积极地说服 他的华北差会加入联合的计划。他也是黄国安就读于俄亥俄州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时那里

的校长。根据某个程序,在某些地区的卫理公会募集到的基金的超出部分,可能会被指定用于这 个纪念性的建筑。那时黄国安在我们手下没有特殊的目标,我想到让他完全去做找那些教区牧师 签署所要求的单子;如果基金有多的,靠着那些签署的单子,款项就会自动转到那个账户里。 【61】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由于坐火车很费时间,他为此请求了一辆汽车。不久他把汽车用得太 多、用坏了,那个公司很恼火。但是款子源源地来了;我为他调解,条件是他要更为细心使用那 个新车。卫理公会的当局惊奇了,因为他们未曾预料到会有那么多捐款。但是他们都是明理守信 的人。款项数额有上限,完成的时间有极限。黄国安向他们许诺,他一定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两项 (按期完成那个数额)。 当限期接近时,黄国安训练了另一个中国孩子,然后又训练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孩来帮助完成他 的任务(科替斯[Curtis]出版公司的一个高层经理提供了自己的豪华轿车为这个女孩使用)。这就 是我们如何如何在我们的校园中心得到那个漂亮的贝公楼的情况。公路警察因为黄国安超速拦住 他五次,但是看到是位中国人在开车,还说些什么那是一个主教的差使,警察就都让他走掉了。 完成了这艰辛募捐之后,黄国安告诉我说,他谈燕京大学谈的那么多,多得连他自己也愿意留在 燕大了。我回答说,我们只在体育方面有个空缺。他对这个职位不是太愿意,但是同意先就任一 下作为开始。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中国人。一就任, 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队宁肯退场也不肯认输丢面子,一个队员会在他的竞争对手当选为队长的时 候,为报复,会糟蹋对手的名声,如此这般。在和这种缺乏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斗争之后,有 一天他告诉我说,他逐渐相信了,他为中国所能够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训练学生建立体育竞 技中的道德品质,那是他在美国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但是他还说,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 上的训练,要求让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体育的博士学位。【62】那时我并不知道还有体育博 士的学位。黄国安博士在燕京建立了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的新精神,这种胜不骄、败不馁、尊 重对方、尊重自己的精神感染了华北各大学之间所有的比赛;还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一个体育 系,以及所谓的“燕大精神”,它在校园生活里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止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 6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的一个工业传奇,后来证明对燕京有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在欧柏林学院 (Oberlin College)里,一位化学教授在实验室做一个试验,告诉那班上的学生,那试验可能会 导致发现一种有很大商业前景的轻金属。查理斯·霍尔(Charles M Hall)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试验, 制成了铝。他使用的那个简陋设备现在还陈列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里,在给出 了各种私人的遗赠之后,把其余的三分之一捐给欧柏林学院,三分之一给南方的一些学校,三分 之一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办的高等教育。他的两个好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它的一个法 律顾问担当执行人。他们被所有合乎要求的和许多不合要求的人所追寻,很难找到他们。 锲而不舍的哈里·卢斯(Harry Luce 以光辉的友善态度争取到了克利夫兰(Cleveland)市的那个 律师,并且把他介绍给我。他安排我和他、还有亚瑟·大卫(Arthur V Davis)先生在纽约共进午 餐。戴维斯(Davis)先生无情地诘问了我,我完全意识到他这么做是在考察我的能力。这是一种 可怕的情况,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的那个人几乎看不到饭食,知道他的成败就悬在那里。一切完结

的时候,我真是出了汗。这时,戴维斯(Davis)先生说道:“今天下午我要去巴黎,但是我会采 取我同事的立场(约翰逊[Johnson]先生已经说过,如果能够说服戴维斯[Davis]先生,他会同意捐 助五十万美元)。【63】但是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搅我们。你回去建设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大 学,到时候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再见。”过了一年左右,我再次见到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 时候,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一百万美元,我们一直在查看你;是那样,我们把数额加了一倍。” 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精神紧张,我请求为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些原因,要求把捐款增加到一百五十 万。 在亚洲完成了所有的他们的拨款之后,他们还在帐面上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但是其中的一 半那时还没有分到红利。他们打电报给我,咨询如何处置他们那时还没有分发出去的赢余。我感 到非常有兴趣:一个美国大企业的化身人物和一个典型的公司律师,在他们之间能够想出创立一 个机构,使用在西方为研究外国文化而研制出来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 的文化,并且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学得能够在美国人之间传播那个文化。他们承认,他们 脑子里的状态这时还很混沌。但是这个萌芽的想法却是他们的。哈佛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儋汉 (Donham)曾经为他的学院探索从霍尔(Hall)基金得到机会,但是没有成功。他凑巧是那位律 师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一道,看是否 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些什么。哈佛当局非常大度,允许将他们大学那美好的名字和在中国的一 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中国研究所[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由来。戴维斯(Davis)和约翰逊(Johnson)从儋汉(Donham) 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儋汉(Donham)曾是银行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在无意中,被 拉进了一个新的事业,并且在托事会里担任了多年、称职的主席。【64】在燕京大学的许多优越 性之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而且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真 正提升、达到了任何中国人自己的机构的最高水平。 托事会的司库是麦克布丽埃尔(E M McBrier)。在早期募集捐款的时候,我曾经到乌尔沃思 (Woolworth)大厦他的住所看他。他开头就说:“我猜想你是来贷款的。” 我回答说:“不是。我把那些事情都留给托事会的成员去办。我来是为了相对说是件个人的事情。 我来要求你辞去托事会的职务。”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惊跳了起来。我继续说,“让我来解释。 你对这个项目显然不像对其他事情那样感兴趣。你为什么不卸下这个担子?”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问我:“你有什么根据?” “你的地位是要你帮助你理应关心的事情。到现在,你什么都没有给燕京大学,给的只不过是哈 里·卢斯(Harry Luce)买火车票的 260 美元。你是托事会的司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由于这个, 我不相信你关心。我不抱怨,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卸掉这个重担,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个使他没有 对其他那么多事情感兴趣的人。”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开始非常愤怒,在椅子上转来转去,说些其他的允诺。最后他声明, “我可以对你保证:或者我让你相信了我是感兴趣的,要不然就辞职。”

在我就要回中国之前,他写信给我,答应给十万美元,后来他又说他要马上造一个楼。我以为他 的意思是改变了计划。他回答说,“噢,不是,这是额外另外的。”后来有几次,他提到几个其他 董事的时候,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像你以前找我谈的那样,去找他们谈?” 在写了这些幸运的情况后,我能够把在努力争取中的失败写成一个长长的、无味的章节。往好处 说,筹划募集钱常常也是个乏味、使人厌倦、让人失望的事情。【65】我在许多“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里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或是不感兴趣,或是已经没有了钱,或是由于一些区区小事造成的不 满而疏远我们。这种专业性的乞讨最使人兴奋的方面,是可能从引诱那些“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里, 成功地得到友好的说法,但从这样的关系里得不到“进款”。例如,我通过傅泾波在他的一次政府 差遣时,相当好地认识了亨利·福特和 Edsel 福特。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们就请我共餐,并且尖 锐地问关于我学校的一些问题。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对我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并且可能会有所 实惠感到眼红。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那人不提出,我即便提出,他也不会有所反应。 在我学到了观察那些有钱人的特性之后,再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的人员打交道就带 来了很大的欢乐。和他们交往,问题只是要有一个能够足以符合于他们计划的、有价值的理由。 任何时候,可以保证会有友好、谦恭和礼貌、以及同情的理解。我看到了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基金会更多的内部工作(因为我常常拜访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原始的设想和实现设想的办法就 越感钦佩。 所以,经过了许多年,为了建筑和器材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维持和教育经费,以及基金,先是 在美国,后来也在中国募集到了捐款。到一九三七年,燕京的基金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 7 为创立我理想的大学,我的任务似乎有四个方面:它的基督教宗旨;它的学术水平和职业性课程; 它对中国环境的联系、对国际理解和善意的贡献;以及它的经济来源和物质建设和设备。【66】 最后的那项,我已经说过了。 为了对教会成员的子弟提供教育设施,更可能是为培训教会工作者,燕京大学成了传教事业的一 个组成部分。这个辅助作用是它唯一可以声称说它为什么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它唯一可以 希望得到经济支持的正当理由。我希望它继续在气氛、影响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但是不(那怕是 看来也不)涉及传道运动。不能要求去礼拜堂,不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基督教不能对学业有 好处,拒绝信仰也不能有坏处。用任何尺度衡量,它必须是个真正的大学,传授真理完全不能受 到阻碍,信仰和信仰的外部表达被看作是私人、个人的事务。在挑选教师上,在提供设施上和有 益于影响上,行政管理可以创造条件,帮助学生主动从事宗教活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基 督徒学生核心,也就不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了。不论每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如何,在校内和 公众一般都把燕京大学看成是基督教的。我们努力让人看到,严格的大学标准,和承认基督教的 目的,这两方面并不是不相容的;一个完整的团体,其中大部分人委身于基督教生活的观念,会 造成一种集体生活的质量,它是为善的;一个这样的大学是能够证明,对所有形式的人类有组织

的生活来说,基督教信仰是有益处的。 在最初传一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福音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感到传教的工作可能就要在许 多情况下大胆地采取以昭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为形式。我认为燕京大学的校园为此提供了一个卓越 的机会。【67】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是宗教生活的组织,是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一 个执行小组指导的。团契会员的资格是要保证进一步遵循、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实践的生 活,而不是依据任何的经文。 将这些活动和大学的管理分开,以及在一个联合性的大学里避免教派的问题,这样做都是有益的; 对于那些想有自己特殊宗教活动的人,他们就那样做,这和团契并不冲突。对于中国的公众舆论 来说,这种纯属自愿的安排也使问题简化了,因为不然的话,舆论会提出反对用一个精巧的教育 计划来做宗教性的宣传。最大的好处是那个自发和现实的意识和感觉。只是真正感兴趣的人才参 加进来;但是对于他们,那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可以骄傲地说燕京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是高质量的,我不必谦虚,因为在这些方面我没有做什么。 我的责任是尽量让教师自由地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虽然我对于我们的项目的细节也有很大的 兴趣。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得到了霍尔的资助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赠与,激励了中文系所达到的高水 平。我还希望改善英文的教学。使得在中国不一定必要掌握外国语言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将 西方的知识导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双语的环境里。入校的时候, 就认为他们能够使用两种语言来学习任何一门大学课程,随教师愿意用哪种语言都好。【68】请 来演讲的人从来也没有翻译,尽管在听众里面几乎总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在和学生团体讲 话的时候,我有时在讲台上改变主意,到底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这都表明在从一种语言变换 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学生是灵活的。继续到国外就读的学生,似乎能够这样做,语言的困难并 不很大。 在当地教会的联合中,医学院是更为成功的一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字,就铭记了那个协同合 作;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支持之前就是如此。再一个就是华北协和女子学院,那主要是路 易拉·麦娜尔(Luella Miner)女士的成绩,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的尝试。学生的数目 并不多,水平也不太高,但那是一位具有难得的眼力和能力的女性所辉煌创始的。在我就任后几 个月,就决定将它组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那个合并仪式上做了主 要发言,戏称它是个结婚仪式。在我们这个男女合校的大学里,它证明了那是十分愉快的合作关 系。 我们理学院的进步也很令人满意。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科学的影响,认为 宗教不可信。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让感到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的教师来加强这些科目,就 有特殊的好处。我们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密切关系,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几乎成了它的医学 预备(医预)学院,而我们的学生到医学院一年之后,就取得它们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 预科课程也是这样。北京协和医学院很早就觉得需要培养英语流利的护士。但是,让大学的女生 去做高级的阿妈(保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难以容忍的。当粉碎了这种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

稳定的优秀学生来源,【69】为中国的姑娘开辟了另一个职业。我们在工业化学里设立了制革课 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劳力——手工劳动是学者所不齿的。再说,我们那些男生是否 会喜欢鞣革的那些脏忽忽的劳苦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在同伴中丢人,丢面子?这个课程很快就前 进起来,快得让我们吃惊。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是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拿来的名字,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会(称为 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 Princeton-Yanching Foundation)支持的。对我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经济利 益强得多。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它的新毕业生到我们的这个学院里教一年或几年书。我们的比较有 前途的学生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他们常常再回来教学。学院设有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 学系,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用。读了社会工作那些课程的毕业生,是私人和政府机构最需求 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接受美国的四年大学课程的制度是个错误,而教会大学在这方面有部分责 任。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的因素都表明更好的体制是,将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头两年组成一 个单元,在此之后,其他的课程可以更专门一些。大多数的学生负担不起大学文科基础普通 (liberal arts)教育。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因此用这个文科基础普通教育作为使用英文的职业教 育。无论如何,我对强调职业课程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关于表示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的需要 的那些。上面已经谈到了几个。在日本人破坏了我们的设备之前,有一个很有前途,那是用新的 科学方法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工业。【70】我自己宠爱的可能是新闻事业。托事会授权给我增 加这个系,但是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资助它的责任。冒险设立它可能是由于我情有独衷。但是 报纸变得越来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在几乎是这个新的行业开端的时候,高水平的编辑和伦理道 德似乎有特别的价值。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最为出名的一个主修科目,它和经济学在入学人数 上互争高低。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新闻社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系 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的那些报社里,也是非常突出的。 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了燕京之后,在我们的技术课程里有了一个最使人高兴的发展。在天津周围的 一些中国的领袖人物建议,要我们创立工程科目,所有的支出都由他们承担。他们解释说,他们 需要的人,不是像在国外学习(甚至也不必像在国内大学学习)、过于理论、并且要求高薪水的 人,而是学得不必那么精的人。他们一向观察我们的毕业生;他们需要的人是:既有必要的技术 知识,又肯在车间里工作和学习的人。安排的办法是,学生开始读两年工程预科,然后再读三年, 后三年是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这个科目立刻就吸引了好学生,但是在国 民党失败时它也亡故了。 由于多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我自然就对宗教学院的发展有特殊的兴趣。它主要是为大学毕业生 的,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环境里维持着同样的学术标准。【71】在教师队伍中,中国 人越来越成为主体。幸好,我们保住了一个卓越的群体,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大 学的中国教师是相同的。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去制订礼拜的形式、教义的陈述等等,来和中国的传 统相和谐,并且创作中文的基督教文献。但是他们更多是选择了西方的模式,而不选用任何惊人

的新形式。他们对这种自由十分高兴,并且充分的使用它。但是他们之间完全无拘无束,并且有 作为受到差遣的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这对基督教的宗旨以及特别是在学院内的宗教生活是极为有 益的。 8 在我去北京时带去的许多设想中,最为明确的一个,是那个新的大学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中, 不和西方国家的条约和其他外界的因素相关联,只接受中国人自己所具有的和他们希望和我们分 享的权利。我认为帝国主义和传福音是可以分开的。在参与大学事务中的任何方面,外国人和中 国人都是平等的;住在一起,住的房舍也都是同样的式样。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激进的思想。当 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的时候,燕京大学立即登了记,服从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条例。但是那些多 数涉及的是内部事务。我开始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熟悉起来,包括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 重要,或是由于过去的从事,也可能是他们可能要就任什么工作。他们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外, 其中的许多人还捐助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这样他们就更多地关注燕京大学,并且更把它认同是中 国的社会。【72】 通过了在美国广泛深入的经济努力、燕京大学发展得相当不错之后,我就开始更为认真地想在中 国引起兴趣,部分是为了在一个怀疑和潜在的对立环境里,机智地赢得同情、好感和友谊,部分 是要实现中国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傅泾波的伴同下,我实际上到过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区域, 包括满洲(东北),并且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许多在教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著名人 物。在这些旅行中,建立了许多私人的和对我们大学的永久性的友谊。马上就得到的小效果,是 使得中国人将燕京大学至少看作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慷慨资助的,而不把它看作是外国 人为他们兴建维持的一个事业,不论那些外国人的动机是多么有价值。 我原始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管理、宗教和其他如经济维持等方面的领导,这 样最后它就基本上成为从历史上还记得它是源于西方的一个中国的大学。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 和对这个大学的理想来看,我的理想实现得很好。燕京的第一个校长是吴雷川先生(Wu Lei Chuan),他是信奉了基督教的一位翰林,多年来都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在那之前他 曾担任过教育部的副部长。他的中文头衔是校长,我的头衔是校务长,但是英文的头衔没有改动。 他在日本占据了华北之后故去。在日本投降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系主任陆志韦韦博士接任了吴 校长。在南京我担任大使期间,我仍保持着原来的头衔。 但是,我知道在确保和平和以及【73】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中,国际间更好地了解是 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大学应该是形成这种世界性的观点的中心。燕京的基础情况,可以成为永 久性的财富,并且可以由此扩展,去包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我的这个理想在较小的程度上是开 始实现了,但是完全实现它还有待于将来。当燕京大学在彻底中国化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前 进的同时,燕京也应该更广泛地、更公开声明它的国际性。 在燕京大学,我们已经朝向了这个方向。燕大的起源和支持主要是美国的,但是还有一个较小的 英国成分。燕大建立在中国,设想是要更完全更永久地成为中国的学校;燕大有这个构架。此外,

我们开始有了其他的关系。要加强和过去已有的英国的联系,得到了英国的特殊支持,我们试验 性地在一般称为“牛津现代伟大举措”的高级(荣誉、优等生)课程里采用牛津的导师制度。自己 曾读过这些课程的英国牛津大学过去副校长林德赛(Lindsay)的儿子麦克·林德赛(Michael Lindsay),给予了领导。几乎从一开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就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保持着两位瑞 士教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和夫人。法国政府给了一个奖学金,为在巴黎读研究 生;第一个获得它的那位,在巴黎读完了四年,准备回来教书,但那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 府过去曾经每年给我们的西语系一个不大的资助,他们重新续了起来,我们也高兴地接受了,甚 到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意大利政府在那年春天提供给我们八个奖学金,几乎可以支付 在意大利旅行和居留的所有花费,并且可以在该国的任何有名的大学里读任何科目。【74】选好 了八个学生,他们也都很勤奋地在学意大利文,但是在他们就要在夏天起航之前,严峻的国际紧 张局势迫使停掉了那个项目。 我特别希望和日本、苏联有类似的联系。但是战争和共产党粉碎了所有的这些幻想。无论如何, 我坚信这是个很好的设想。假定燕京能够以他原来的基础重新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制 度,来和世界上尽量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交换教授、学生奖学金,特别要包括这些国 家的语言和文学、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等等。这样的安排会使学生专门于这种或那种外国文化, 或者研读在不同国家里都在处理的某个课题。他们会和那些教师取得个人的联系。 但是主要的益处可能是在这个学校里遍布着一种气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建立国际性的头脑, 并且将多个国家的有类似头脑的人带到一个友谊的团体之中,这样就会使得校园内整个的生活更 丰富,更广泛。在中国做这样的一种试验似乎是特别适宜的。任何国家的道德哲学观点都没有像 中国的那么宽广、那么丰富。除非中国的人民被不愉快的经验所说服,即,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 希望只是狭隘的爱国忠诚,否则它和近来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矛盾。在创造出意气风发的力 量上,在表现出和所有国家可以友善交往中,燕京大学似乎都有自己的合适地位,这似乎并不特 别是个荒诞的愿望。到那时,它的外国起源不会由于历史的缘故被忘却,而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 长处,用来带给在中国土地上的很多中国青年想要到外国去学习的东西。【75】 9 我到燕京开始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和查尔斯·靠尔贝特(Charles Corbett),傅晨光(Lucius Porter)见面,要制订校训。我们都出生在中国,我们都相信,一个教会大学应该成为表率,将 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方法、以及毫无障碍的无畏探究融和在一起。有一位提出要包涵耶稣基督 所说的“(人子-耶稣的自称-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马太,20:28)。我记 起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刻着的希腊文,那是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引用的话, 它也刻在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那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 由。”(约翰,8:32)在我们讨论之中,灵感来到了,把耶稣的这两个重要的言语结合到一起, 从而把神的教导的真谛归纳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个校训很快就渗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固化到学校的精神结构中,进入了学生的出版物和标志物 里、流行到校园诗歌里,但是最好的是它融入了一个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至少大多数人将它结晶

到自己的生活哲学里面,想要实践它,把它作为用来判断同行者的标准。我有的学生参加了共产 党,带着幻想、乐观的热情,回来告诉我,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就是忠实地遵循这个校训。就我 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对于学生有如此重要、如此有生机的影响。 10 在加强燕京大学中,我的同事们是灵感和指导的可靠资源。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76】 那种同志般的关系给我的欢乐和对我的价值都是无法高估的。有一次,我听到小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在宴会上谈到他父亲的一件轶事,大意是:当问他父亲取得那么大 的成就的秘诀时,他父亲回答说:“我的同事。” 在我听到的时候,那似乎是过度谦虚的造作;多 少年过去之后,我方才真正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程度要小得多,但是我以最大的忠诚可以说同样 的话。我希望能够有篇幅来提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对高厚德(H S Galk)博士必须要说几句。他除了有神学的训练之外,他还专门于教育学,并且 在通州曾任学院的院长。在他来中国之前和之后,他曾有很广泛的实践事务。在传教士之中,他 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造诣都很不一般。在大学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几乎没有一方面不是积极的。在我 一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替代我的位置。他几乎一直是土地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特别在建设 的阶段,那是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他写的“燕京大学的历史”(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不 仅是他准确的文学著作,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事务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书中没有将我们 共同努力中他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赞许。气质和习惯使他谨慎、稳健、保守,遵循固有的和其 它已经建立了的程序。这样,他就经常防护了我那比较不够经心、冒险的倾向。对于任何一个新 提案,我们都愿意包容相反的意见,后来总是达成一个避免了两个极端的协议。我们总是尊重双 方的意见,并且保持着没有任何个人敌意的纯洁友谊。【77】有如此明智、无私并且忠诚的一位 同事,这个校务长真是高兴。 也要对刘廷芳(Timothy Lew)致意。他从小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承担这个新大学的管理责任的 时候,他就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St John?s)大学预科的时候,获得了所有的学 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在美国,他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一个外国学生所能够取得到的最 好成绩。他在乔治亚(Georgia)、哥伦比亚(Columbia)、和耶鲁(Yale)等大学,以及纽约州 的协和(Union)神学院读书;和一位同学结了婚,按他的说法,那是按照了到美国的计划。尽管 东南(Southeastern)大学极力要他去,但是他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认证, 在我开始到北方开始那个未经考验的冒险时,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去,但是他必须自己做决定。神 学院和东南大学都急切地要他,条件优厚得愿意让他在两个大学各担任半职。但是他决定和我一 同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对朋友忠诚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例。不久他担任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 并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来那里就职。他也去说服那些适宜于来文理学院的人。对所 有这些高水平的中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所疑虑,但是这实在是个教会学校,中国人和外国人 的同事共同享有着一切,他们理应帮助使这个独特的试验能够成功。在开始的那个阶段,他先是 帮助选择后是留住合适的中国人任教,这对于燕京大学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刘廷芳博士后来作 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在基督教运动的历史上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难以重复。在

宗教聚会和各种有组织的活动里,【78】他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那既是因为他的热烈、激情的 口才,也是由于他的中文表达能力是少有的。在一九四八年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大多数基 督教国际会议里,他都是一位著名的人。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他和我的美妙友谊,而更是 由于我和那些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代表了从燕京大学的一开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们 都有相似的学识、能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都有所作为。我对刘廷芳所说的,实际上也适用于我 所有的中国同事,在程度上和他们在燕京服务的时间和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相当。 11 在前面的段落里,我谈论了实现我的美好理想和燕京大学成长的不同方面。在本章最后的这个段 落,我必须谈谈燕京大学的学生。归根结底,一个大学的如何,要看它的学生。有些学生让人失 望,大多数可能都在某个方面有那么一点;但是在记得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国内生活的紊乱状 况时,我对中国学生总的看法是,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许多障碍,表现出了一种我所没有 预料到的风格和气概。他们是中华民族青年的优秀品质、活力和智力的证物,也是接受教育的效 果在整个个性中的自我表现。通过他们,美国人民显示出自己对中国的善良愿望,以及对中国的 进步和对更为明智的相互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中,这个大学的明确的宗教目标是 一个有力的影响因素,【79】也使它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进展中,具有不是没有价值的力量。 在我生活在中国的期间,我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中国学生生活的一种不让人愉快的现象,生动地称 为“风潮”,刮风和潮水。这些组织起来的突然爆发越来越剧烈,也是他们在爱国示威中最有效的 一种方法。但是,当他们这样组织起来、发现了自己有力量之后,全中国学校里面的激进学生就 开始使用这种罢课等行动作为手段,来改良真实的和假想的各种内部抱怨,从校长的个性、品质 到饭食的口味,各式各样的抱怨。在慷慨激昂、雄辩演说的横扫下,通过巧妙的操纵,基本是最 守纪律、最友善的学生也参加到这种群体的运动之中;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很容易造成难以解决 的危机。我们十分幸运,在燕京大学从来也没有失去控制的风潮,但是我到达过一个很接近崩裂 的时候,使得我十分惧怕群体心理,特别是影响到有特殊弱点和受到社会抑制的中国学生的群体 心理。 在个人情感上,我和众多的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是极其使人欢快的。在中国人生活中最为美妙的 传统之一,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过不论是多大年龄的、和属于什么阶层的学生的任何一位外 国人,都能够证明这个经验是多么丰富。在学生方面,它比单纯的尊敬和甚至崇拜还更为热情、 人性、直感、而且有令人高兴地自发。在我刚到燕京的头几年,那时学生还不多、我还在探索一 个大学的校长真正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熟悉每一个学生还很容易。随着学生的数目和我的任务都 在增加,而且我又经常离开校园,我就无法熟悉每一个学生了。我想方设法弥补这个损失,但没 有完全奏效。【80】可是以某种极为奇怪的方式,我觉得我好像认得入校的那上千的最为陌生的 每一个学生,而且很微妙地感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论是在学院里,或是在日后的生活里, 他们总是用充满了中国的礼貌态度,不让我感到难堪,而告诉我他们是谁。 虽然我和他们的接触并不需要太多,但是由于某些无以名状的缘故,他们似乎喜欢我支持他们, 也喜欢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激情的感觉。在经常的反对日本和其他爱国风潮扫动中国学生团体

的当时,我常常能够设法和他们的领袖相当地熟悉起来。对学生团体谈话演讲,并感受他们的热 烈回应,这总是使人鼓舞的。男女同班的大学生活,导致了许多恋爱故事;不断地请我在我自己 的家中主持婚礼,常常是,但也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顺便谈谈,在学院里的这些婚约, 不论是否由我主持的婚礼,我不知道有一个是悲惨的。似乎有个说法,认为这是寻找合适配偶的 好办法。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即便是非常不明确地泛指的那种,可能也只会在中 国才有可能,它对一个美国人会有更多的意义。我到任何地方,有无数的信件都使我想到这一点。 我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的自负,最不使我不好意思的那些,常是后来到国外读了更高的学位,又 回来教书的那些校友。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老师太多了,会有不好的内在生长、自我繁殖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个由外国人奠基、有特别目标、在要本土化但又不要失去它特殊性质的一个学府,没 有比它自己的老学生更好的人来实现这个转化了。他们重视、并且也同样拥有这些原来奠基人的 理想和信念。他们记得他们早年求学时代的生活,【81】并且有其他中国学生所不容易具有的那 种忠贞。 在日本人的暴虐之后恢复了的燕大精神,是否能够在共产党的不容忍之下存活下去,只有时间才 能够证明。在共产党“解放”了的最初两年,人民政府把燕京大学定为“进步”的学校,允许它继续 开办,干扰也很少。在一九五一年,它被迫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合并,取消了它那私立和教会学校 的名称和存在。但是即使它失去了它的最大的力量之一的自由,我觉得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还是 十分值得的。在三十年学校的经历和在学生的生命里,它散发着精神的力量。在目前为掌握中国 的复杂的对立思想斗争之中,这些结果是不能完全化为乌有的。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搬到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学纯正的北京话了。那时,它刚刚被定为国语(全国使用的语言),这 使它有了更高的地位。但是我却立刻就陷到管理的细节里,使用的多半是英文;不久,我又开始 花很多时间旅行来往于、并且停留在美国;这样,我就忽视了好好练习北京的发音。再说,北京 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我也很少能和真正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起密切、从容不迫地 闲聊。一直在加强中国的教师队伍,它意味着大多数教师都是在国外学习过的,他们使用英文, 远比长大后学习中文的西方人所能希望使用中文的熟练程度好得多。我们改善了英文教学,学生 理解得也就更好,我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更常是讲英文,以便让他们多多练习。老师和学生一样, 大多数来自其他省份,有地方口音,他们的中文发音可能对我学习北京话的热心有些妨碍。我越 来越发现我自己不是留在使用英文很自然的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就是旅行离开了北京。但是我 还是尽力使我的国语在听和发它那优美、清晰、动听的声音上有些进步。北京话实在值得成为全 国使用的语言。 学习读中国的象形方块字当然是学中文的一部分。和大多数学中文的西方人一样,我觉得方块字 是中文最迷人的特点。但是不能过于强调这个方面而忽略了说好中文。【83】即便只是为了说得 好,对汉字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书写每一个汉字,来试试看我是否能够认识它们,是否理

解它们构造的原理以及书写的笔划顺序。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用中文写作,因为要想用中文写作好, 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困难,对于外国人,那几乎不可能不显示出那些外国人的 毛病。 学习语言之后自然会接着学中国文学。我们的差会要求的语言课程包括了四书(儒家的经典著作) 和一本小说(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传》)。因为必须阅读这些书,使我第一次见到这大量 伟大的文学。差会做这样的要求是明智的,无疑是为了激发起读书的习惯。但是实际的压力却反 对了它。美国人关心实际的结果,加上对宗教的责任的曲解,使得大多数传教士忙于传教活动的 细节。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优越感的情结,还由于我们不能理解即便是对如此丰富的一种文学 做粗浅的涉猎,也会对我们即便是当前的目的有何等的价值,因而更加重了这个情况。它能够帮 助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基督教福音的反应,他们对待我们的交往态度。 荣耀应该给予传教士中极为少数的特殊人物,他们不顾所有的困难,不顾他们的同道诚心诚意的 批评,坚持学习,达到了真正顺利阅读中国书籍的地步,从而洞悉了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我对 所有的这些都有感受,并且决心要系统地阅读,但是我却常常违背了自己的决心,部分原因是由 于让位于我紧急的那些“工作事务”,【84】部分是由于我对坚持阅读的好处缺少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文体文言和现在完全建成的简单容易的会话白话之间,我坦率地承认我喜欢文言。我知 道这是相当逆潮流、反动的,也是老古董的,但我也知道我常常是站在另外的那一边。在胡适和 他的同道开始他们英雄般的文学革命的时候,我就热心赞成地注视着这个运动,并且盼望它成功。 它在难以置信的短期内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欧洲各个国家的学者停止完全用拉丁文和希腊文、 而使用本国的语言写作,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国的这个发展和 欧洲的那个运动是一样地合理,一样地进步。我只是记记我喜欢文言,因为它是美妙、简洁、优 雅、并富于表现的文学体裁,精于表现微妙精细的思想,在暗示意念上有说不出来的力量,它本 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工具。所以,多少世代以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为掌握它投入了心 血,这是毫不为奇的(即便不说它还能够提升人的仕途)。对于外国人,文言的困难不在于它本 身,而在于其中那极其大量的经典的暗示隐喻。如果不理解所说的引语,就无法理解那个行文。 但是要熟悉那些引文,即便有字典的帮助,也需要多年不懈的学习;所以任何外国人如果不和中 国的学者基本经历同样的科班学习,是无法掌握它的。 回头来看我在中国的生活,我很遗憾我没有坚持更为系统、更为广泛地阅读这个丰富文学宝藏的 极品。我除了读过那些重要“经典”之外,还读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全部或部分著作、最著名的 小说,以及近代【85】的和其他的作品。即便只是如此,它已经足以使我感受到了存留下来如此 甘美的文化,和道德和精神上的理想;最卑微的文盲到学者,所有的人都至少能够原则上明了并 接受这些文化和理想。 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我最钟情于孟子(因为他的先进的社会意义的教导)和王阳明(他将一个活 跃的管理官员的生活,和具有难得的精神内省的一位教育者、思想家的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墨 子著名的但是有些教条的鼓吹兼爱(普遍地爱),离开基督教的立场并不太远,他敦促在婚葬中 要俭朴节约,那几乎像是现代人所说的。荀子因为常使用特别的字眼而使他的书很难读,他认为

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而是需要对它进行良好的教育和管理,在这样的议论时,他比正统的 孔门弟子还要孔门弟子,而且也更合理,更有逻辑性。 这些阅读既使我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我相信,它也造就了我的个性,尽管我很难说是在多 大的程度上和是以何种的方式。它使得我更能容忍,使我更关怀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我至 少学着去钦佩、赞美中国文化、温文尔雅的人道主义;它对个人之间的关系、忠诚、公正、权力 的重视;它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衷心信仰,以此并以自己的社会组织来努力使个人与之和谐。 2 我提到中国的艺术并不是我对它有什么真知灼见,我从来也没有对它下过功夫。我提到它只是作 为学着对他欣赏和赞扬。只要学汉字,就一定会导致欣赏书法。绘画和书法是密切相连的。我没 受过任何技巧的训练,【86】但是我沉醉于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山水画似乎在明代 的柔和棕色中达到了最佳的境地。我对青铜特别喜好,有时也曾想收集一些,但是总有事务缠身, 又被经济所限制,使我没有着手。欣赏瓷器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我所有的大部分都是珍品,因 为它们是中国朋友经心挑选给我的,各自都有内在的美。 我对戏曲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由于一般的演出常常和寺庙拜佛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基督徒 似乎都该远离它们,传教士也不能太公开去看戏。偶然的一瞥引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和兴趣。伴奏 的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嘈杂声音。在宗教的偏见不再限制的时候,我仍然十分忙碌,也漠不关心, 无动于衷。但是去到北京不久,在一次慈善演出中,梅兰芳演了一小段京剧,我立刻就被他细腻 优美的动作吸引住了。过了很久,我方才能够有点真正欣赏中国当时这位最著名的男演员的唱腔。 直到最近以前,女性不准演戏,梅兰芳总是扮演女角。时间一久,我们熟悉了。在他到美国出演 的计划有了眉目的时候,他不仅向我咨询事务的安排,也征求关于选什么剧目和如何适应美国人 的口味。我说不行,我对中国的戏剧一点也不懂,对美国的也所知甚少;但是他坚持,我只好去 看他的演出,有了这个刺激,也就仔细审视了一下那些剧本。梅先生荒唐地听从了我的意见,为 他的旅美演出做了准备(后来证明非常成功),这使我研读了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戏剧,在明白 人的指点下观看了最好的演出,同时还和这位当代戏剧泰斗有了个人的友情。【87】 我们决定用改良的中国式样来建造燕京大学校舍,这时候,建筑学就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除了 杭州西湖周边非常优美的宝塔,和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寺庙之外,我从来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中 国的建筑,直到后来搬到北京,我和所有来访的人都一样,迷上了北京那些无与伦比的建筑。北 京和西山附近的宫殿和寺庙都有它们那轻拂掠过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把这种艺术表现得淋漓尽 致。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特殊的美妙在于它所有的线条都很有比例、均衡。在这方面,领人进入 古老的紫禁城的天安门是最好的例证。还有一个不是都注意到的特点,就是用所谓的人造的自然, 像亭台、小桥、甚至将房舍有意地散布成不规律的型式,建在真山或假山、山谷或池塘之间,来 缓解主建筑的僵硬、对称所带来的单调和严肃,一切都不遵循罗盘的各个正点,毫不看齐于线条。 在燕京大学,我喜欢将中国的外表和近代的内里,看作是我们将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二者的精华 结合在一起的象征。

在谈论中国艺术的末尾,我不能不提到,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形状和色彩的巧妙。无论是 精巧地为寺院或宝塔选择最独特的位置,或是在“百般手艺”里的艺术修养,斯文、优雅的服装, 尤其是男人的服装,即便是在卑微的店铺和家庭中,都可以见到整洁、条理和优美,固着在各种 工笔的书法里,或者在情绪轻松的时候变成了极富想象的个人表现。这使得人们产生一种想法, 认为喜好艺术是民族的一种遗产,它相当广泛地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88】 3 我父亲在一九一三年故去,我母亲就搬到南京和我们同住,自然也就和我们一同去了北京。最初, 她以为她自己是个无用的老妇人,远离了她过去常去的地方和活动,但是实际上她却成了在我们 团体里极为忙碌的人。她留意新闻,从来不错过参加她可以去的聚会,也愿意和到我家里来的各 种人谈话。她是在一八七四年圣诞节那天来到上海的,之后很快就帮助开办了中国第二个女子学 校。那时,只有穷人中最穷的人才会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些不可思议的外国人那里;那里从饭 食、衣着到书籍、纸笔一切都免费。所教的尽量基础、浅显。入学只有两个条件:没有缠足,学 校有权废除她的(当然是父母包办的)婚约。五十年后,我妻子和我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把家 门打开,让学生来祝贺我母亲来到中国的五十周年的金庆。这些老练的女大学生高兴轻快地带着 男朋友(她们和他们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家庭)来了,为我母亲展现了最初在杭州的那种 简单的女孩子的教育进步的情况。 两个星期后在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生了病,几天后故去。中国的和西方的情结都使我要将她埋葬 在杭州我父亲和一个弟弟的旁边。但是那时正值内战,我不得不从天津走海路。政府好意地提供 了一个原是为慈禧太后设计、因此上面浮雕着几个巨大镀金的龙、装饰华丽的专用火车车厢,从 北京去了天津。【89】我母亲一定会对她如此在中国走完一生心怀微笑,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点哭 笑不得的幽默。 燕京大学的教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写我母亲:“她的和蔼可亲和欢乐的气质,对我 们认识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她不忙忙乱乱,似乎总是精力不衰。她是温 良慈祥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我 记得整个燕京大学里的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妈妈?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后我妻子故去。她生我们儿子时受了伤,一直就没有好,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她最关心 的是她的软弱和相当经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亲极好地互补短长。我母亲的 兴趣在于智识方面和公众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则是在家务上,特别是在把餐后甜点做到新奥尔 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赏中国美好漂亮的手工制品上,在帮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 的善行上。那年,我们计划将提前结束学期的活动,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 她的日子邻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毕业典礼以后。她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一个星期的 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学向新校舍搬迁的时候。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行,那是个星期日的 下午,仪式由刘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体,进行得十分优美。灵柩送到了新大学校舍附件 的新大学墓地,她是葬在那里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婚姻生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组家庭。我个人的不愿意可能并没有其他损 失。燕京大学很快就越来越成了我的家。【90】学校的学生总是说他们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我 也很有父亲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这一项有趣的工作。几个教员 的太太轮流来查视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 在燕京大学,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费城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夫妇的捐赠、为我 个人建造校长住宅。他们约定要把它建成中国式样,邻近湖边,处于校园生活的中心。由于我妻 子故去,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现在可以住在学生宿舍的单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学、办公楼 里。但是他们却依然愿意捐赠一座校长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这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厅、 饭厅、和两三个卧室,要归大学使用,将一小套房间作为我的私室。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 在这之后,大家理解,我去费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燕京大学有了一个极为 漂亮、舒适的正式校长住宅,同时我也结交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独儿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国读大学,以后就留在美国居住。他没有像我那种儿时 从中国的生活转变到美国生活的灾难;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使他有所准备,更由于在 他成长的南京和北京的情况,和我少年时期杭州的情况全然不同,以及美国人的见解也更有国际 性。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敏感阶段,由于他有和中国的关系,他的同学和朋友可能对他有屑 少激动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长似乎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不久,问 我对他今生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会、传教方面。我建议他【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读 大学课程的时候再看。在他说他已经倾向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劝他先等等;他应该防范,不要 因为他的家庭血统,而向阻力最小的那条途径漂流。但是,后来我知道并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 什么的时候,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比让他继续这个事业更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华盛顿·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以及协和(Union)神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理士 满[Richmond]),我儿子“Jack”似乎将正常的宗教行为和健康地度过青年人一般的欢乐和人性结 合得很好。他对我们那个时期的神学压力,和对做传教活动的召唤的态度,使我特别满意。先不 用说我的偏见,只就他的个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方。他从和我的联系以及从他在北京的环境里 吸收了一种见解,要比设若他生长在纯粹南方环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宽广,他学到了独立思考。 我也曾告诉他我自己的意见和经历。结果是他对争论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处放到了满 足公众的需要的传道和教会活动上。他当然面对了要去传道的召唤。他没有我对它的那个厌恶。 相反,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把 到外国传道看成是光荣的自我奉献的最大考验,这时已经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鉴于他的 资历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我觉得我儿子明智地决定了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是这并没有经历我所 经历过的内心斗争。特别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两人尽管身处异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 常亲密。我们经常通信【92】,我觉得我对我儿子内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 了。我曾经对我自己设想的,现在许多都继续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现在是在密西西 比州萨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个教会里。 4

我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 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 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 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 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 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 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 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 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 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 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 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 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战, 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 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 (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 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 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 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 有效的帮助。” 5 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过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学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师常常把我带到 西山我们喜欢的佛寺里住两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务缠身,就到颐和园的湖里荡舟野餐。 【94】根据中国雅致的传统,我的六十岁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别重视。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建树, 只要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能享受这个庆贺。 我不用自己叙述那个情节了,我想不太谦虚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写 的“燕京庆贺司徒雷登在华一个甲子”,他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六十年有特殊的意义。从远古的商代以来,按中国历书计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 复始。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这些年、月、日周而复始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

博物馆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块刻有完整的那六十个名称。在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中,带着这个传统 意义的思念,整整一年来,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一直期待他们热爱的校务长约翰·司徒雷登 在人生旅程中完成这个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务长生日的前夜和当天,这些经心的 准备最后成了盛大的庆祝。在中国各重要大城市,也为那天举行了庆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会 的聚会;在上海,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庆祝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六举行的,有二百五十位 参加,由会长 T T Chang(张天泽或张大同)主持,他是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 “在燕京大学的庆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晚间以盛大的晚宴开始的。波逸德(Boyd)体育馆优美的 大厅是此次聚会的理想处所。【95】排成 U 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宾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 人员和教师;燕大理事会的理事;由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妇为首的几位贵 宾,包括北平各大学的校长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团体、组织的会长、馆长;中华医学会的会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院长;胡适博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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