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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


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
刘克敌

内容提要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向来以严谨周密著称 ,但偶尔也有一些资料引用方面 的失误 ,某些学术见解也曾引起同行异议或批评 。本文即通过对一些较有代表性例证的 分析评述 ,说明真正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 , 是建立在研究者对学术报以神圣认真 态度的前提上的 ,而这种态度的建立在今天尤其重要 。 关键词   陈寅恪   学术思想   批评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I206 〔 A 〔 0447 - 662X (2006) 05 - 0129 - 05

一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向来以严谨周密著称 , 但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资料引用方面的失误 。只是 由于他的学术领域过于专业 , 一般人对此很难发 现 。诸如观点偏颇 、 资料引用不准确等等问题 , 如果连他论著的内容都看不懂 , 当然更难以找出 其 “命门” 所在 。 笔者限于才力 , 当然很难发现和批评陈寅恪 学术研究中的失误 , 因此本文采取两个办法 : 一 是看陈寅恪自己怎样做自我批评 ( 所谓 “新我” 批
) “旧我” , 二是看那些与陈寅恪既为同时代人又

《书信集》 中注释 , 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 《吐蕃彝 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这是陈寅恪关于蒙古源流 , 系列研究论文中的第一篇 , 傅斯年曾给予极高的 评价 ,认为该文在运用异国古文之史料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 , 而 , 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 , 苟取有之 , 诚学术 中之快事也” ① 自然 ,这也是一篇极为专业冷僻 。 的考据之文 , 没有相当的专业水准 , 能够读懂已 经不易 ,更不要说发现其资料引用是否有误了 。 该文中多次有根据西历换算为唐代年号和彝泰 赞普年号的文字考证 , 并最终根据拉萨长庆唐藩 会盟碑碑阴吐蕃文 , 改正了流传千年的谬误 。应 该说年表的正确使用是该文是否可以得出正确 结论的关键 。由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是陈 寅恪修订后的文字 , 已经不太可能知道他究竟是 在哪个地方 “误检年表” 。而且 , 即使是陈垣这 了 样的史学大家 , 如果不是专门对照年表来看 , 也 是很难发现错误的 。但陈寅恪对此极为重视 , 不 仅在发现失误后马上给陈垣写信 , 承认错误 , 而 且在同一天又写信给胡适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

从事大致相同学术研究领域者对陈寅恪学术观 点的批评 。同时 ,尽量在评述时将问题通俗化和 简化 ,如果说因此误解了陈寅恪及其他人的有关 评价 ,也是无奈之举 ,尚乞方家教正 。 首先看陈寅恪自己的 “自我批评” 。
1930 年 5 月 9 日 , 陈寅恪给著名史学家陈垣

写了一封信 ,说自己此前所写并呈其赐教的一篇 文章中在资料引用方面 , 因 “误检年表 , 致有  舛 ,可笑之至 ,疏忽至是 , 真当痛改 。他请求陈垣 ” “勿以示人 , 以免贻笑为幸 。根据 ” 《陈寅恪集》 的

① 傅斯年 《傅斯年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 ,

20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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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严谨而勇于承认错误的治学态度 , 是值得每 一个学者敬重的 。 陈寅恪书信中自己所承认的第二个错误是 关于 《大乘义章》 的作者问题 。1929 年 10 月 14 日 ,陈寅恪给胡适写信 , 说自己的 《大乘义章书 后》 一文 , 把作者弄错了 “可谓笑话 。虽然他在 , ” 公开发表之前就已经改正此误 , 但他依然看作一 件大事 ,不仅警告自己要更加严谨 , 否则以后 “真 不能再做文矣” ① 而且写信给胡适这件事本身 , ; 也表明了一个严于律己之学者的可贵品格 。照 常理推想 , 特别是按照今天很多人的治学惯例 , 既然论文尚未公开发表 , 则有失误无关紧要 : 这 是初稿么 ,反正会再修改的 ? 更何况陈寅恪写信 给当时学界的领军人物胡适 , 无疑是等于向学术 界自揭其短 。但陈寅恪还是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自己的失误 ,这和今天某些学人拒绝认错的态度 真有天壤之别 。 其实 ,陈寅恪对待学术的态度始终是实事求 是 ,决不姑息任何可能出现的失误 。他晚年盲目 膑足 ,基本上靠听读材料来撰写文章 , 其难度之 大可想而知 ,但却没有因此降低对材料真实性和 完整性的要求 。 《论再生缘》 问世后 , 由于发现了 一些新材料 , 他即写了 《论再生缘校补记》 根据 , 新发现的材料做了补充论证 , 而对原作不进行修 改 ,以保留原貌 ,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 , 他又写了 《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 谦虚地表示 : ,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 , 疏误可笑 。然传播 中外 ,议论纷纭 。因而发见新材料 , 有为前所未 知者 ,自应补正 。兹辑为一编 , 附载简末 , 亦可别 行 。至于原文 ,悉仍其旧 , 不复改易 , 盖以存著作 者之初旨也 。 ② 陈寅恪采取这样对待可能出现 ” 之失误的方式 ,除了要保留其 “颂红妆” 之撰文主 旨的用意 , 更是体现了他对于学术研究之严肃 性、 科学性和真实性的尊重 。 二 其次看看他人对陈寅恪的批评 。首先是钱 钟书 —— — 一个同样渊博的大学者 。 钱钟书指责陈寅恪的一个失误 , 是 《柳如是 别传》 中对钱谦益绝句 “后夜翻经烛穗低 , 首楞 : 130

第十重开题 。数声喔喔江天晓 , 红药阶前旧养 鸡” 的阐释 。钱钟书认为 , 陈寅恪解释前两句时 , 只说牧斋此时 《楞严蒙钞》 “草 已至最后一卷”却 , 没有注意到后两句实暗寓 《楞严经》 “第十” 中的 语意 ,这当然是个疏失 。对此钱钟书批评道 “仅 : 注’ 红药’ 而不知即用首楞语 , 当面错过矣 。③ , ” 美籍学者汪荣祖先生的 《史家陈寅恪传》 中也曾 提到这一点 : 寅恪素以掌握文献著称 , 又通梵 “ 书 ,竟当面错过此寻常释典 , 失之交臂 , 岂不可 惜 !” 钱钟书批评陈寅恪失误的另一个例子 , 是对 柳如是 《男洛神赋》 的解释 。钱钟书说 “陈寅恪 : 谓为赋陈卧子 , 迂谬可笑” 又说 : 亦似咏娈童 , , “ 所谓’ 隽郎’ 是也” 。钱钟书用一 “似” , 说明他 字 也不是十分肯定 。不过陈寅恪的结论是在考证 后做出的 , 至于钱钟书的立论根据是什么 , 他并 没有说明 ,稍有武断之嫌 。对一篇文学作品有不 同的理解 ,本不奇怪 , 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 ( 例如 是否有所谓的文人相轻和意气用事因素等 , 今已 有人撰文提出质疑 ) , 恐怕还要待后人给予盖棺 论定式的结论 。此外早已在学界传播的还有 : 钱 钟书曾经批评陈寅恪花了很大力气考证杨贵妃
④ 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是低级趣味 、 无聊之举 。

其实 ,笔者认为这才是对陈寅恪的误解 。因为陈 寅恪做此考证 ,正是为了说明唐代统治者身受异 族文化影响 ,比较开放 , 正如其 《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 开头所言 “唐源流出于夷狄 , 故闺门失礼之 : 事不以为异” 其根本要旨在于论证其 , “种族文 化” ,决非无聊之举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 , 博学 说 如钱钟书者 ,不可能不知道陈寅恪进行这种考证 的用意 ,则他依然作此指责肯定不是出于误解 。 可惜两位均已去世 , 已无法确证他们究竟为什么 会有如此分歧了 。 关于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 , 是陈寅恪历史研
① 陈寅恪 《陈寅恪集? : 书信集》 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 第 ,

134 页 。
② 陈寅恪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第 96 : ,

页。
③ 《钱钟书研究》 第二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 。 ④ 《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年。

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

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陈寅恪一直坚持所谓的文 化本位思想 ,也就是说在种族与文化这一对范畴 中 ,文化更为重要 。他认为 , 任何民族在接受外 来文化的过程中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 , 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才能不丧失 , 其民族独立性 。据此 , 在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等论著中 , 陈寅恪经过多方面考证 , 认为南北朝 分裂时期南方代表了中国汉民族文化传统和制 度的主流 ,而西魏北周的制度除了关陇区内保存 的旧时汉族文化之外 , 主要还是鲜卑民族的风 俗 。对于后来的隋唐制度来说 , 魏周制度的影响 其实非常微弱 。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论 据 ,就是 《隋书 . 百官志》 下所载 “高祖既受顾命 , 改周之六官 ,其制多依前代之法”陈寅恪并说这 , 是 “隋官制承北齐不承北周之一例证也” 。可惜 , 这可能是陈寅恪引用史料的一处失误 : 因为按照 《隋书》 原文 “其制多依前代之法” , 一句 , 应为 “其 所制名” “其所制名” “其制” 一个是官名的 。 和 , 恢复汉魏之制 , 一个是整个制度的回归汉魏 , 意 义层次其实不同 。陈寅恪的引用虽然出现失误 , 却符合其一贯的思路 , 至于其结论是否 , 姑且存 而不论 。 陈寅恪被人批评的还有关于东汉末年曹氏 与司马氏之间斗争的分析 , 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就 对其观点提出异议 。陈寅恪在 《书 < 世说新语 > 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一文中曾说 , 东 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 , 一为内廷之宦官 , 一为 外廷之士大夫 。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 是汉末斗争的继续 。曹操为宦官代表 , 而司马氏 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 。斗争的结果是 曹氏败 , 司马氏胜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 , 陈寅 恪做出这样的结论 , 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 分析学说 ,也就是血统论 。因为曹操是宦官的后 代 ,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 。但是 , 田余 庆先生指出 ,陈寅恪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 这里陈寅恪忽视了一个事实 , 即曹氏父子早已转 化为皇权的代表 , 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 。更有 学者认为东汉末年的曹操 , 其实是介乎于宦官 、 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 当然 , 这里陈 寅恪之所以被他人批评 , 不仅仅是由于其材料使


用方面的失误 ,而是其结论的可能的偏颇 。 三 说到批评陈寅恪 ,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忘 记 ,那就是郭沫若 。综观郭沫若对陈寅恪学术的 批评 ,最重要者有两次 , 一次是对陈寅恪研究 《再 生缘》 的评价 , 还有一次则是他在 《李白与杜甫》 中对陈寅恪有关李白出生地观点的批评 。 从 1961 年开始 , 郭沫若一连发表 7 篇论文 , 对 《再生缘》 及其作者陈端生进行专题研究 , 一时 在学术界形成了所谓的 《再生缘》 , 而其背景 “ 热” 就是陈寅恪的 《论再生缘》 。不过此长篇论文早 在 1953 年就完成并于次年发表 ,为何郭沫若到 60 年代才有反应 , 而且反应是这样强烈 ? 其中缘由 至今难以说清 。 ( 感兴趣者不妨参看笔者的 《管 隙敢窥千古事 , 毫端戏写再生缘》 载 , 《读书》 2003
) 年第五期 ,其中有关于此问题的分析 。这里我们

主要评述他和陈寅恪在评价 《再生缘》 方面的分 歧 ,看陈寅恪在使用材料和作出结论等方面是否 产生了失误或偏差 。 他们的第一个分歧是对于 《再生缘》 的续作 者梁德绳 ( 楚生 ) 究竟是何年完成续作的争议 。 陈寅恪认为梁续应该是在道光九年完成 , 而刻本 中所说的 “元年” 应该是 “九” 字之讹 。而且 , 根据 梁氏自己的诗作中有 “嗟我年近将花甲 , 二十年 来未抱孙” 之句 , 可以推出如果按照 “元年” 理解 , 则梁氏此时只有 51 岁 , 与 “近花甲” 之说于理不 合 。但郭沫若在其 〈再生缘〉 《 前十七卷和它的作 者陈端生》 中认为这是陈寅恪的失误 。他指出根 据另一位女作家侯芝的序文 , 可知她在道光二年 即已看到梁氏的续作并给予批评 , 因此 “道光元 年” 梁续完成的说法没有错 。虽然说刚 51 岁就说 “年近花甲” 有点夸张 , 但 “五十晋一 ,” “将近花 与 甲” 之说也并不矛盾 。如果说郭沫若根据侯芝的 序文推断出 “道光元年” 的说法不错是可以成立 的话 ,则把年仅 51 岁就说成 “将近花甲” 毕竟还是 有些牵强 。好在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 不会影响 对 《再生缘》 的整体评价 。

①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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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是关于陈云贞是否就是 陈端生以及其夫究竟是否就是范
( 郭沫若而且

之下有 “碎叶城” 以及在 “焉耆都督府” 之下也有 “碎叶城” 的记载 , 但两人的结论却是根本对立 的。 先看郭沫若的考证 : :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 “ 处 :其一即是中亚碎叶 , 又其一为焉耆碎叶 。在 ” 两个 “碎叶” 的前提下 , 他说 : 既然 “焉耆碎叶 , 其 城为王方翼所筑 , 筑于高宗调露元年 ( 679 年 ) ” , 而范传正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 又 说李白先人 “隋末多难 , 一房被窜于碎叶” 可见 , 李白出生地是中亚碎叶 ,而非焉耆碎叶 郭沫若 “。 因此批评陈寅恪说 : 陈氏根据 《新唐书? 地理志》 , 看到 “安西大都护府” “碎叶城” 而在 下有 , “焉耆 都督府” 下又有 “碎叶城” 他把两者完全合而为 , 一了 。 “前提非常含混 ,而结论却十分武断 。 ② ” 那么陈寅恪是否错了 ? 对此学术界仍有不 同观点 ,这里姑且举一个维护陈寅恪的说法 。学 者刘世友研究后认为 , 陈寅恪没有错 , 因为只要 搞清楚 《唐书》 上记载的 “焉耆碎叶 “与郭沫若所 说 “中亚碎叶” 究竟是两座城还是一座城 ? 孰对
③ 孰错自然也就弄清了 。刘世友认为 , 从陈寅恪的

认为也就是范秋塘) 。其实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 的分歧 ,因为陈寅恪限于材料 , 只是对此进行猜 测而没有肯定 。但郭沫若借助于一些新发现的 材料 ,在进行考证后断言陈云贞就是陈端生以及 其夫就是范 也就是范秋塘 ( 郭沫若认为同名者
, 而陈寅恪在 , 所以不

有二人 ,这里所说的是会稽人范

《论再生缘》 中误认为是秀水的那个范

敢断定) 。郭沫若的断言在当时就引起学术界不 同意见 ,只是由于他的显赫地位 , 那些表示异议 的观点基本上还是被压了下去 。其中值得指出 的恐怕就是 , 面对反对自己观点者举出的材料 , 郭沫若只是简单的利用逻辑推理的方式 , 断定这 些材料是假的 , 而自己所采用的材料才是真的 。 如此 ,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论敌置于提供假材料的 地位 ,则观点的失误就不用多说了 。 当然 ,实事求是看 , 郭沫若对于 《再生缘》 的 思想和艺术成就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 也就是 从整体上认可了陈寅恪的观点 。只是由于二人 的政治学术地位差异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 郭沫若 不可能有陈寅恪那样深刻的悲剧意识和历史同 情 。至于个别地方对陈寅恪论点的质疑和提出 异议 ,假如抛开可能存在的政治背景因素 , 也可 算是正常的学术论争 。笔者一直以为 , 郭沫若从 本质上说毕竟是一个诗人兼学者 , 这与陈寅恪的 学者兼诗人身份非常相似 。而且郭沫若也有浓 郁的 “颂红妆” 情结 , 因此他们二人在阅读 《再生 缘》 时才可以产生基本相同的感受并做出大同小
① 异的评价 。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新唐书? 看, 地理志》 中无 论是 “安西大都督府” “碎叶城” 还是 下的 , “焉耆 都督府” “碎叶城” 在陈寅恪眼里 , 都是 下的 , “这 一个” “碎叶城”确如郭沫若所指谪的是 , “合而为 一” 。因为 了 《地理志》 在列举了 “焉耆都督府” 等 一大串 “都督府” 之后 , 还总写一句 “右隶安西都 : 护府” 。陈寅恪自然非常熟悉隋唐史 , 对唐代西 域的军事设置的兴废沿革也是清楚的 。他认为 军事上的归属关系无论如何错综变化 , 西域的碎 叶城就只是 “这一个” 。但郭沫若也是大历史家 , 不可能犯这样的初级错误 , 则二者分歧的出现必 定有其他原因 。刘世友经过严密考证 , 认为 《唐 书》 上记载的 “碎叶城” 既曾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 — 就大范围而言 ; 又曾属于 “焉耆都督府” — ——
① 郭沫若 《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郭沫若对陈寅恪学术观点的第二次重要批 评是关于李白之出生地以及是否胡人的问题 。
1971 年 , 郭沫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李白

与杜甫》 一书 , 其中对李白的出生地做了这样的 结论 :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 , 即现今的哈萨克境 内 ( 当时为前苏联境内) 。其实 ,早在 1935 年 1 月 的 《清华学报》 10 卷第 1 期上 , 陈寅恪就发表 第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一文 , 对李白出生地问题进 行考辨 。不过 ,尽管他们两人所依据的原始材料 都是 《新唐书? 地理志》 其中在 , “安西大都护府” 132

1985 年 。
② 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 年 , 第 3 : ,

6 页。
③ 刘世友 《最先指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是谁 ? —— : —兼 评郭沫若先生的 “碎叶在唐代有两处” , http :/ / WWW. post . 说》

baidu. com/ 2005 - 12 - 26. html .

陈寅恪之失误及与他人学术分歧

就小范围而言 。碎叶城 , 确如陈寅恪所看到的 , 只是 “这一个” 并非两个 。在这个问题上 , 是郭 , 沫若错了 , 而不是陈寅恪错了 。而且 , 刘世友认 为 ,即使不援用历史资料 , 仅仅依靠逻辑判断 , 也 可看出郭沫若的失误 : 郭氏将 “中亚碎叶” “焉 与 耆碎叶” 并举 , 在概念运用上就不尽恰当 。 “中亚 碎叶” 的概念属今 “焉耆碎叶” , 的概念属古 。当 两个概念分别单独运用时 , 例如说 “李白出生于 中亚碎叶”这话没错 ; 但当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论 , 证问题时 , 古今混一 , 就难免导致错误了 。因为 在唐代 ,就不会有什么 “中亚碎叶” 。如今我们已 经清楚 , 郭沫若之所以坚持 “中亚碎叶” , 其实 说 与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有关 , 带有很明显的政治 意味 ,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一个最好的学术为政 治服务的范例 。 陈寅恪在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中指出 , 在当 时 “一元非汉姓之家 , 忽来从西域 , 自称其先世于 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 , 实为一必不 可能之事” 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 , 绝无疑义 “ , 矣 。此说后来的支持者有詹  , 他在 ” 《李白家世 考异》 中认为 “白之家世或本商胡 , 入蜀之后 , 以 , 多赀渐成豪族” 。近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持此 说 。他在 《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 一文中通过对 各种说法的逐一考辨 , 最终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 异族家庭 , 至于属于什么民族 , 仍然难以断定 , “恐怕应当看作是与汉族同一个系统的蒙古族 , 或者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混血的异族出身吧 !” 郭沫若对此的反驳是 : 首先 , 如果李白是胡人 , 入 蜀时已经五岁 ,何以能够迅速而深入地掌握汉族 的文化并写出那样多杰出的诗篇呢 ? 其次 , 李白 如果是胡人 ,则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种族意识非 常强烈 ,李白也不可能不表现出来 , 论理对于胡

族应该有一定的感情 。但他在诗文中表现却恰 恰相反 。基于上述两点 , 郭沫若说 : 因此 , 我们 “ 可以断言 : 陈寅恪关于李白 ‘本为西域胡人’ 的说 法 ,是毫无根据的 。 ” 郭沫若此书出版之时 , 陈寅恪已经去世 , 我 们已不能知道他会如何反驳 。不过 , 假如认真分 析 ,则郭沫若的论据并不能构成对陈寅恪观点的 有力指斥 。因为在当时 , 李白即使出生于西域 , 也有可能很小就接触到汉族文化 。而五岁入蜀 后 ,这个年龄对于学习汉族文化更是有利因素 , 更何况李白这样的天才呢 ? 其次对于胡人的感 情问题 ,也不是一个绝对因素 。至于在文学作品 中诗人的夸张性描写更是不能当作其真正思想 倾向的 , 更是一个常识 。当然 , 由于陈寅恪的推 论也没有依靠更有说服力的史料 , 引起异议是很 自然的 。毕竟 , 如果说李白是胡人 , 会让很多人 不能接受 。好在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 , 有待学术 界继续探讨 。 从上文可以看出 , 有些材料使用方面的失 误 ,陈寅恪也无法完全避免 。至于在学术观点方 面 ,他的确也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 , 作为后来者 当然有责任给予改正 。至于陈寅恪出现观点失 误的原因 , 笔者以为除了历史的局限外 , 恐怕也 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关 。他一直 力主对历史人物应有 “了解之同情”这固然有助 , 于他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 但有时也不可避 免地会因为有较大的跳跃性想象和假设 , 导致某 些失误及偏颇的产生 。 作者单位 : 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 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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