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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毕业典礼演讲首现中国大陆学生,原来他的华人导师更牛!


哈佛毕业典礼演讲首现中国大陆学生,原来他的华人导师更牛!
导读 5 月 26 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一名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才第一 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 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 发言。 他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 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 言。 何江演讲的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The Spider’s Bite)。 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解释 了自己的科研意义: “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 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 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让我们先来听听他精彩的毕业演讲——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 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 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 我忍不住想喊叫, 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 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 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 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 也没有自来水。 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

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 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 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 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 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 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 我的手还是完好的。 但是,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 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

现如今, 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 发生发展的原因。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 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 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 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 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 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 2 美 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 3 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

在世界各地, 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 的受阻。 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 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 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 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 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 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 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 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 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 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 疾病传播, 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 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 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 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 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 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

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 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 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 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 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 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 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 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 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 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

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

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 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 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 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 理。 这其实不是何江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他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何江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一个贫寒之家,“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 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他说,“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 的生活轨迹, 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 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体会一对农村父母朴素的教育理念——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 80 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 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 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 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 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 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 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 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 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 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 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 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 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 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 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 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 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 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 在何江眼中, 母亲是个温和派。 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 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 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 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 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 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 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 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 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 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 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 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 Diana Eck 的鼓励下进行的。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 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 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 3 轮测试:

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

第二轮,从 10 名入选者中挑选 4 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

第三轮,从 4 人中选出 1 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 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 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 次从农村走进城里。

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 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 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 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 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 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 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 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 色不少。 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 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 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 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 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 代表。

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我现在做的主要是 用 2D 和 3D 技术把人的肝脏打印出来,放在培养皿里模拟,进行肝炎病毒或者

肝癌方面的研究。”

这么牛的一位哈佛博士,已经令人惊叹,在他背后,还有一位科学界大牛——他 的导师庄小威。 庄小威同样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昨天专程参加了何江的毕业典 礼。

庄小威到底得有多牛?来看看她的履历——

1972 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

庄小威的父亲、母亲都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父亲是空气动力学家,曾经写过 一本经典的《流体力学》,母亲专攻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方向。

庄小威在 5 岁之前在江苏如皋随爷爷奶奶生活,也没有上过幼儿园。父母落实政 策后分到中国科技大学,把庄小威接到了身边,在工作之余教她拼音识字,然后 她直接升入了科大附小二年级。

庄小威对科学的兴趣主要来自于她的童年经历,深受父母影响。庄小威曾经说, “我父母是大学教授,他们做得挺有意思的,还经常自得其乐。我爸经常对他做 的东西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满足感,我觉得我也可以有这种满足感。”

1987 年,15 岁的庄小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上了初中之后,庄小威是班 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 但成绩却特别拔尖, 曾获得全国中学生数理化竞赛第一名, 后来被推荐到北京景山学校上了半年中国科大预备班,13 岁转入离家较近的苏 州中学科大预备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数学物理常拿满分。

最终,庄小威以高考 600 多分的状元成绩进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1991 年,19 岁的庄小威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在中国科技大学

的四年中,庄小威花了很多工夫,力图把每一个物理定律摸得清清楚楚,绝不放 过一点点细节,甚至发展到近乎病态的程度。因此,并不在意分数的她, “一不 小心”四大力学课程都考了满分,这个传奇纪录至今在科大仍然无人打破。

1997 年,25 岁的庄小威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博士,她的导师 是物理学家沈元壤教授。沈教授在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 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博士毕业时,她曾经得到过其它大学的教职,庄小威决定沉下心来,在斯坦福大 学跟随之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进行博士后研究,从 此转向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科交叉的研究,开始做一些跟踪分子行为的实验。

2001 年,29 岁的庄小威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在静 下心来的四年博士后训练之后,庄小威顺利收到了哈佛、加州理工、麻省理工、 耶鲁、普林斯顿等 7 所大学的教职。她最终选择了哈佛。

在哈佛大学工作以来,她始终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学术的追求,一周七天, 每天都从早上 10 时工作到半夜 12 时, 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 “除了吃饭和睡觉, 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

2003 年, 31 岁的庄小威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 “ 天才奖 ” 。麦克阿瑟奖 (McArthur Fellows Program),俗称天才奖(Genius Grant),是麦克阿瑟基金 会自 1981 年开始颁发的奖项,每年选择 20 到 30 名在各个领域里具有非凡创造 性的杰出人才, 提供每人总额 50 万美元的奖金。庄小威是当年入选的 24 位获奖 人中唯一的女性,也是麦克阿瑟奖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

2006 年,34 岁的庄小威成为哈佛物理和化学系的双聘正教授。庄小威在哈佛大 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Zhuang Research Lab),带 领 21 名博士、博士后研究流感、艾滋病、SARS 等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过程。

2012 年,40 岁的庄小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据学术界的评价,庄小威的随机光学重建显微法 STORM ( 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与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Eric Betzig 的技术理论 基础一样,实现时间也不分早晚,但遗憾的是 Eric Betzig 于 1995 年就提出了理 论设想,于是庄小威与诺贝尔化学奖失之交臂。

每年,庄小威都会领导课题组在 Science、Nature、Cell 三大期刊上发布一些她们 取得的重大科研突破。

2016 年开年,庄小威的研究小组采用超分辨率成像揭示出了不同表观遗传状态 的独特染色质折叠。这一重要的成果发布在 1 月 13 日的 Nature 杂志上。

2 月,庄小威教授与其他教授合作,揭示出了嘌呤体(Purinosome)与线粒体之 间的空间共定位及功能上的关联,这一重要的研究发现发布在 Science 杂志上。

不久前,哈佛大学报告称,在活细胞中实时成像了单个 mRNA 分子翻译。这一 重大的突破性成果发布在 5 月 5 日的 Cell 杂志上。论文的通讯作者是庄小威。

庄小威谈做学问

不考 100 分可能会更好

庄小威从小就喜欢物理,求学阶段基本围着自己的兴趣转,大学学习物理以后, “真的觉得物理非常非常的美,非常严谨,很合我的口味,不要死记硬背,注重 逻辑推理。”有一段时间,她对物理的兴趣发展到近乎病态,“每一个定律都想把 它搞的透透彻彻,清清楚楚,一点点细节都不肯放过,以至于四大力学每门都考 了 100 分。”

这个当年在中科大的传奇故事,20 多年后它的创造者却并不认同。“现在,我并 不赞同每一门都要考 100 分。其实,我那时候对 100 分并不感兴趣,只是想弄懂 很多的知识,所以,花很多时间把每门课都考了 100 分。”

“现在我的建议是不一定要考 100 分,说不定不考 100 分更好,因为从 95 分到 100 分不是增加 5%的努力就可以,而是很多很多额外的努力。现在知识的范围 这么广,我们更加注重交叉学科,这是最容易出新成果的地方,把时间用来多学 一些东西,对我们更有帮助。所以,做学问不用一定要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有时 候会浪费时间。”

不过,时至今日,她高度认可她在中科大少年班的学习。“最大好处是很自由, 想学什么课就学什么课, 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学,这种自由的选课方式养成了我没 有太多局限性的思维方式。”

不要轻易相信前人的观点

庄小威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师从物理学家沈元壤教授,沈教授在上世纪 90 年代先后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沈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他教给了我怎么做科研。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 不像现在的学生大学的时候就被鼓励做科研,有创造性。我那时候就是读书本, 认为凡是书上教的都是对的,一推广,教授说的都是对的,再一推广,凡是出了 的论文都是对的。其实,这样我有了一个很缺乏的东西就是怀疑,也就很容易不 再有创新性和创造力。”庄小威回忆说。

“沈先生当时教会我的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前人的结论,包括自己前一段时间 的结论,对于问题要反复论证,要证明自己大概是错的,即使最后证明自己基本 上没什么错了,也不能说就是一个真理,只能说它离真理非常接近。”

“如果希望自己的结果是对的,甚至潜意识的让自己的结果变成对的,这是一个 很危险的做科学的方法。要敢于怀疑,特别是敢于怀疑自己,哪怕去年我发表一 个论文,今年证明它错了,这时千万不要不敢碰它,不敢让别人知道我错了,千 万不要害怕, 能证明自己是错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从沈先生那里学到的就 是一种怀疑态度,一种严谨方法,而并不是一些细节的知识。”

做学问要切忌虚荣和浮躁

庄小威博士毕业后, 在沈元壤教授的鼓励下开始寻找教职,没有想到斯坦福大学 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我当时差点就拿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 学术委员会一名教授甚至给我打了电话。 我当时特高兴,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可是两天后,这名教授通知因为我没做博 士后,他们认为有缺陷,不录用我了。我哭了一整天,很伤心。后来想想那个伤 心很大一部分是虚荣心作怪, 我并不觉得人生一个很大的机会没有了,而是我的 同学才刚刚跑到斯坦福来做博士后,我一出现就是斯坦福的教授,我比他们厉害 多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虚荣。不过那之后,我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的决 定,我打电话告诉其他想给我教职的学校,我还没有准备好,然后静下心来在斯 坦福做了 3 年多博士后。”

庄小威说,现在看来,如果她博士毕业后马上工作,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当 时比较迷茫,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想做些什么东西,我当时要的就是教授的头衔, 我甚至连教授做什么都不知道。 等我做了博士后 3 年以后,再找工作的时候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且我知道我能做好它。”

庄小威表示,她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分享一个经验,这就是不要浮躁,不要急 躁,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功近利,要很有耐心的做博士和博士后,用这段时间 积累知识,积累经验,积累方法,最重要的是积累思想,这对一个学者将来如何 做好学问非常重要。

庄小威说,她的博士后导师在这方面给她了一个很好的启发。“他常说,没有比 博士后更快乐的阶段了,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唯一要做的就是学问,我们为什 么要选择这条路呢?因为我们爱做学问,我们既然爱做学问,为什么不利用这个 非常好的机会做学问呢?这是很有道理的,我想对博士后的同学说,博士后不是 镀金,不是导师想让你帮着干几年活儿,你想的是自己赶快功成名就,而是这是 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让你积累,让你准备。”

不追求短期出成果的东西

庄小威说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时, 和她最对胃口的人就是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朱 棣文,所以她选择了朱棣文的实验室。“我不太想做他的东西,做博士后总想做 一些新的东西。我想做一个新的方向,我就跟朱先生商量,他说要不我们做生物 吧。我说为什么不呢?”

事实上, 庄小威当时对生物一点了解都没有, 她甚至在大学没修过生物, 连 DNA 和 RNA 的区别都不知道。 “我完全是一种无知而无畏的感觉。 有两年我什么也做 出不来, 拼命的想找题目做, 找的那些题目都是一些很无聊的, 很没意思的题目, 因为我对生物没了解。我哭过很多回,最后咬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还是做 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所谓“有意思的东西”,是她用自己扎实的物理功底,带领研究团队发展超分辨率 显微镜技术, 识别个体病毒粒子进入细胞的机理,并用单分子技术从本质上研究 核酸与蛋白的相互作用, 她曾拍摄到单一枚感冒病毒如何影响一枚细胞,这是首 次有科学家记录到这一过程。

庄小威说:“这个过程告诉我做事情就是要持之以恒,不要放弃,要坚持,要不 怕困难地做下去,要有耐心,不要追求那种短期就能出成果的东西。 ”在这一点 上,她从知名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 亮身上学到很多,“他常常会用 4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个研究,他发现自己

做错的东西,也不放弃,重新开始做,所以,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他获 得成功肯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对我也意义重大。”

做学问不应是为拿诺贝尔奖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埃里克?贝齐格、 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 斯特凡?黑尔,表彰他们为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所作的贡献。多位著名科学 家称赞为庄小威在该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的化学奖科学背 景说明引用庄小威的工作。

总结自己在做学问上一路走来的经验,庄小威认为有 5 个重要因素:

第一,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就想做科学家,因为很省事儿,没有外 界的干扰,一门心思想做好学问就行,这点对我帮助很大,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 很难有做不好的。

第二,要有一个很长远的很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决定你最后做出成就的大和小, 不要觉得只能做这样的东西,不能做那样的东西。在选择课题时,不要自己生拉 硬扯的制造一个题目, 虽然不排除少数人有独到的眼光发现一些别人还没有想到 的问题,但是,那些很多人都在关心却还没有想到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同样值得 去研究,而且做出的结果意义会很大。

第三,不要害怕做难的东西,不要害怕做花精力的东西,不要捡便宜做。贪图便 宜一般是很短视的, 你做出来的东西成就有局限,一定要很胆大的做敢于创新的 东西,尽管这个东西可能花的时间,花的精力比较多一些。

第四,持之以恒,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寂寞。

第五,一点幸运,我必须说,我是非常幸运的。

当有学生问她如何向诺贝尔奖而努力时,庄小威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我不想 向诺贝尔奖努力,我觉得做研究首先你喜欢做,其次对人类有贡献,做任何事情 都不应该为任何一个奖项去做,那样就比较没意思了。所以,这绝对不是我的人 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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