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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


自觉转型,深圳鲜活三十年
  当年的拓荒者,千辛万苦中建设深圳 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东升 摄

  ←山与海间,辟土为城 郑东升 摄

    ↓1992年,小平同志在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发表“南巡讲话”   郑东升 摄

  2010年繁忙有序的盐田港 郑东升 摄

  1990年移山填海的盐田港 郑东升 摄




 三十而立!
  书写了30年的渔村传奇,而今,又散发出另一番韵味———这里,是30岁生日的深圳;这里,是新的开始,别无包袱,满怀梦想。
  这片1953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改革的梦想,从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步,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2009年,深圳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8201.23亿元,比1979年增长979倍,创造了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新速度。而以人均GDP计,2009年深圳就冲至1.36万美元,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发达水平,位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30年来,深圳日新月异,日趋优美……
  经历了曲折、突破和再发展,深圳用30年的时间,为中国改革不断探索。而立之年,这座站在“3.0时代”新起点的城市,迎着全球金融风暴,在发展模式转型的时代主音里再一次出发,正如明年夏天将在这里召开的大运会口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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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话,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商人创业的热情,启发了无数中国企业奋起的梦想;这句话,从谈钱色变的偏见与困局中脱颖而出,理直气壮地高扬着效率与价值的大旗,让一个民族迈向市场经济的脚步势不可挡。
  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的“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的特区语录,拉开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经济腾飞的序幕。
  试水,这里迎来别样春天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30年,往事历历在目,深圳确实凭借政策的先机迎来了不一样的春天。
  也许是巧合,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一天,一家名叫怡高电业厂的企业,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呱呱坠地,成了中国内地首批、深圳市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为什么选址深圳?香港怡高实业公司负责人冯志根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们在香港开出每天100元的薪水,也招不到一个工人;在深圳,我们打出月薪100元的牌子,工人们都抢着来做。劳动力便宜呀!”
  巧借先机起步,怡高电业厂的“贴牌生产”走在了时代的前端———事实上,它是菲利浦品牌在中国内地一个小小的加工车间———港商出技术、出资金、出机器,上屋大队出劳动力。深圳人至今仍然承认:“深圳制造业起步于当时港商、台商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那时起,深圳就拿下了多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1979年,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搭着自行车过罗湖关,在深圳开建全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同年,泰国农牧业大王谢国民取得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
  转身,这里通往中国硅谷
  要继续发展,深圳的企业是敏感的,也是自觉的。
  当土地、人口、环境、资源难以为继的时候,宿命般的转身必定会悄然而至。20年“筑巢引凤”之后,“三来一补”企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向高新企业转型,要么自动关闭或者外迁。
  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还在犹豫不定之际,怡高电业厂已经提前转身:2003年,怡高电业将研发部门从香港迁至深圳;2007年,又整体搬迁至龙岗大工业区,启用“深圳全能电子有限公司”的新名称,新厂占地8万平方米,员工1800多人,年实现利税4267万元,成功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高新企业的转型,并跻身“深圳市重点扶持高新企业”之列。
  在深圳,像怡高这样的企业,枚不胜数。带着敏感的商业头脑,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际,深圳便或自发或被动地开始了领先于全国的转型。
  从“三来一补”到“腾笼换鸟”,深圳走在了前面,成为全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并走上了“中国硅谷”之路———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华为、中兴齐齐于全球开疆拓土,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被纳入国家产业战略布局,赛百诺成功研发出世界第一种基因药物,朗科向欧美巨头索取闪存发明专利费,腾讯开始影响中国甚至全球亿万人的联系方式……一个又一个企业的成功,成为深圳华丽转身的最好注脚。
  飞跃,这里打造文化名片
  经济在腾飞,但深圳并没有让自己成为“文化沙漠”里的“经济动物”。参观过上海世博会的人都知道,在世博园城市最佳实践区里,深圳并没有展示自己的经济奇迹,而是选择了大芬村,这个著名的城中村的变迁史。
  细细品味,这种独特的选择意蕴深长———将文化产业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深圳,不仅要做曾经的中国工业企业龙头,还要做未来的文化产业重镇。
  接单定做,批量复制,像流水线一样生产油画,是大芬自发形成的油画产业模式;而从临摹到画框制作、装配、托运甚至旅游观光,大芬油画村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每年油画销售额4亿多元,其中七成出口到国外……大芬村的成功,似乎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另一种启发:文化创意产业,也可以是“腾笼换鸟”的一种选择。
  在深圳,这样的场所也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娱乐文化与IT技术高度融合的腾讯公司、A8音乐集团,还是“文化+旅游”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和欢乐谷、茶溪谷,抑或“文化+资本”的华强集团模式……正因如此,2009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全年增加值高达531.3亿元,同比增长5.04%。
  “特区精神” 名叫“创新”
  从一个“特”字开始,这个城市就注定了不平凡。
  30年前,这里要当“试验田”,“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要“摸着石头过河”,只有政策,没有资金,怎么走?深圳想出了“招商引资”这种让当时的中国举国震惊的方式。
  先行者,必定需要勇气和毅力———这里,敲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第一槌,拉开了土地利用市场化的序幕;这里,率先实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首开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这里,率先建立外汇调剂中心;这里,率先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开资本市场之先河;这里,最早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有人做过统计,深圳30年,曾有过200多个国内“首次”、“率先”,创下并保持着多项全国“第一”、“之最”。
  春江水暖鸭先知,“特”字的每一步,都带着不一般的创新精神。
  走在中国经济的前沿,身处中外贸易的前列,身负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压力,接下来又要怎么走?靠“三来一补”发家的深圳,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以贴牌代工起步,从先进制造业的低端环节发家,“壮士断腕”般地选择了升级、转型,从自发到引导,从企业先行到政府跟进,深圳再次选择了一条血路,向着高新技术、自主创新一路狂奔。
  大芬村的成功,可以被模仿;怡高的升级换代,也可以成为范例;华为、腾讯的身后,紧跟着一大批后来者。显然,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GDP添砖加瓦,深圳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当好“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而创新,成为深圳重新出发的“公开秘密”。
  不越位不缺位,政府主动保鲜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在全国其他省市甚至深圳特区的周边,一年比一年多地崛起了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热点。在一片普惠声中,那个属于“特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经济特区不再享有与众不同的优惠政策。
  然而,即便如此,30年来深圳的特区之位仍从未动摇。深圳的每一次转型与变革,几乎都在几年或若干年后成为兄弟姐妹城市经济转型的一个参考样本。
  原因何在?
  30年里,深圳从低端技术转向高新产业,从只搞高科技到科技、文化齐头并进。在特区的三次经济转型中,我们不难发现,“唱戏”的在民间,“搭台”的是政府。深圳各级政府在每一次经济转型中所交出的答卷,答案都只有一个: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政府绝不缺位,也绝不越位。
  不越位,无形之手尽情发挥
  30年前,特区成立之始,当年在内地固有体制下没法施展的一切新尝试,在这里都成了可能。深圳一下子成了那些想闯、想冲、想试的人的“梦工厂”、“试验田”。既然被称作“特区”,自然不能辜负这个“特”字,深圳允许的就是你的闯、你的冲和你的试。
  华强北的转型,一直被视作深圳城市发展转型的一个标本。让深圳市民津津乐道的是,如今闻名国内外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商业区并不是城市规划师们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之手的纯粹杰作———上世纪80年代初,还只是一片荒岭的华强北仅仅是一个电子产品工业园,1988年,赛格集团顺应市场之需,在当时七层高的赛格大厦的一楼开办了电子市场,华强北自此由工业区向商业区逐步转型。到今天,这里已是人流如织,货似轮转。
  没有计划指令、没有统一模式,30年来,深圳的企业家们就这样控制着创新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于是,深圳有了“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有了“研发第一”的华为,有了“市场捆绑”的中兴,有了从“打纽扣”做起的大族激光,有了马化腾的腾讯QQ……而这些领军企业的巨大成功,又反过来激活了整个社会更多的创新因子,带起一大批中小企业的不断成长与壮大……
  深圳的决策者们打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方:“要搞好生态保护区,不是要自己去养鸟、种树,而是要把场子看好,别让坏人进去,里面自然会生长出各种珍禽异兽。”其后,政府的“不越位”验证了这个道理,政府不去干涉企业,而是制定好各种规则,维护好自主创新的“生态环境”,让企业自己迸发强大的创新活力。
  不缺位,有形之手精确护航
  由于政府的“不越位”,活跃的市场创新因子遍及深圳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但是,仅仅依靠“无形之手”还不完备,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合力并用。
  不做表演者,不做裁判员,政府如何“不缺位”?决策者们的选择是:我搭台你唱戏,做好场地的管理员。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民营力量崛起,形成了一批活力四射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华为、中兴等新生力量转入自主研发。从那时起,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就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发展到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支柱产业之首。与其发展相呼应的是,文化产业也显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腾讯、华强文化、A8音乐集团等一批民营文化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大芬村更是做到了家喻户晓……
  然而,高新技术、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生产产品,还必须要有交易平台和销售渠道,于是,高交会、文博会这两个“魔方舞台”在政府“有形之手”的精心操办下应运而生。
  “量身定做”的鼓励促进措施与政策也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1+4”文件、“十个一”战略、《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决策者们的不越位、不缺位,让深圳带着“特”字一路走到今天。下一个30年,深圳政府又将如何以“特别之为”继续保持深圳的“特区之位”呢?
  上海世博会深圳展区的主题是“中国梦想试验场”,英文译作“THE FRONTIER FOR CHINESE DREAMS”。“FRONTIER”,不仅仅是边疆,也是前沿。
  正如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强调的,深圳将始终高举旗帜,坚持改革开放,发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继续肩负好“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履行并完成“排头兵”和“示范区”的崇高使命,以保证深圳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继续走在前列。
  大事选
  1980年 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收费,在中国内地率先进行价格改革。
  1981年 蛇口港正式对外开放,深圳拥有了第一个海港口岸。
  1983年 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深圳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
  1985年 华侨城开始筹建,拉开了中国内地“主题公园”建设序幕。
  1986年 《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探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新路。
  1987年 率先放开土地市场,土地拍卖“第一槌”引发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一场革命”。
  1990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
  1993年 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立,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9年 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其后发展成为“中国科技第一展”。
  2004年 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平台。
  200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设计之都”称号,深圳成为全球第6个、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数据包
  8201亿
  2009年,深圳生产总值8201.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7%,超过年度预期目标0.7个百分点,分别比全国、全省增速高出2个和1.2个百分点。
  162
  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1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62家。全世界每5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是深圳生产的。
  32.4%
  2008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上年增长14.6%,占全市本地生产总值的32.4%。
  1148亿
  深圳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2009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1148.14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占GDP比重提高至14%。
  550亿
  200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约550亿元,约占GDP的7%,文化产业增长速度高出全市经济平均增速3.5个百分点。
 本版撰文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莉 陆志霖 周敏
(来源“羊城晚报”2010-8-26 A8)
主动求变,和谐社会首善区
  如今夜色生辉的深圳,见证了改革的每一步  羊城晚报记者 郑迅 摄

  1992年,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涌入深圳找工作,他们已成长为城市的栋梁  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东升 摄

  1995年,高尔夫球世界杯决赛在深圳观澜湖球会举行   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东升 摄






 改革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试验场的深圳特区,三十年来一路在“革自己的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从未停过各种尝试。去年深圳开启的大部制改革被称为“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改革”。
  历经8次机构改革,4轮行政审批改革,深圳政府效率始终在国内排名靠前。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非常考验深圳政府的勇气和智慧。
  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桥梁就是公民社会。进入21世纪后,深圳人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日益勃兴。深圳政府响应和驾驭这一推动力,正探索出一条政府与公民社会共谋合作的成功路径。
  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一诞生,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就力图远离计划经济全能政府的构架和模式,一直在探索符合特区经济发展特点的政府体制,向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迈进。
  30年间,深圳历史上先后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8次大的改革,最近一次的大部制改革更备受瞩目。每一次改革挑战重重,但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一届届政府将改革向纵深挺进。
  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效率问题
  深圳特区的行政体制改革动手较早,是从1981年开始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这第一枪在国内率先打破了按行业、产品门类设置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旧模式,初步实行行政大系统管理体制,并实现了精简的实质性突破———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的领导由原来的19人减少为8人;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53人减少为18人,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778人减少为738人。
  “特区政府体制的改革,有中央和省统一部署安排的,有特区根据经济运行自行设计的,但改革的主要目标无一不是解决效率问题。”早在1987年就致力于将政府和企业分开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回忆说。深圳1998年在罗湖区推出的“一顶大盖帽代替七顶大盖帽”改革,过去大盖帽满天飞,如今只有一顶贝雷帽。这顶贝雷帽代表城管、环卫、文化、计划生育、房屋租赁、社会医疗、旅游7个方面行使行政执法权。执法人员使用统一的法律文书和处罚票据,罚款全部上缴财政,没收物品全部交由财政拍卖,拍卖所得也归财政。改革推行一年多后,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变得清亮。2000年,深圳在全市推广。
  能不能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是考验深圳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推进的行政审批改革。过去,这里也曾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个需要配置土地资源的高科技项目,从提出可行性报告到竣工投产,要经过十几个部门的审批,盖50多个公章,历时180天以上。
  1997年初,深圳开始了对政府审批制度的再次改革。1999年新春伊始,深圳出台《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办理事情,凡是能依法核准的,不需要再报政府审批。这次改革,使政府审批事项由723项减至305项,减幅57%;核准事项由368项减至323项,减幅12%。2004年,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此次改革再次提出,对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彻底清理,对不符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一律取消。
  去年推进的大部制改革,一共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政府不再承担或不再直接办理的有关等级评定、标准推广、业务培训、办展办会等事务性职责共90项,同时增加了73项民计民生领域的政府职责。
  试举一例:一直以来,成立驾校都是需要交通部门审批的。而此次大部制改革中,深圳取消了“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行政审批,直接将“审批制”改为了“核准制”。这意味着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的工作将不再是以前的严把“审批关”、控制驾校数量,而是设置准入门槛,将精力主要放到市场监管上去。
  转换政府职能,改革时机成熟
  在某种意义上,深圳政府机构和行政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权力转型的革命。深圳一路的改革目标都是:切实转换政府职能,致力于向纳税人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001年12月,中编办选择了深圳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深圳市委市政府为此成立了课题小组。
  2003年1月,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时的深圳市主要领导高调对外透露,深圳即将成为中国唯一推行“行政权三分”试点改革的城市,并且描绘这一全新的政府架构是:决策部门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部门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
  但是此后,这项探索由于种种原因搁浅静默。不过,酝酿一直未曾停步。2006年3月,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就是铺垫之一。直到2009年深圳正式按下重启键,开启的大部制改革被称为“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改革”。
  是次改革,深圳对市政府进行了一次更大的手术———除公安、教育、民政等7个机构暂不作调整外,市政府其他工作部门、直属机构都纳入了调整范围,共减少机构15个,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大大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的机构限额。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将政府机构设置为委、局、办三个层次。“委”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46个政府部门中,只有7个部门未被涉及,产业管理、规划国土、文体旅游、交通、城市管理、人居环境等部门都以大部制的面貌出现。
  深圳于6年之后“重启”改革,这次不仅改革的技巧与策略比6年前成熟,而且在时机上也比6年前更成熟──中央大部制改革在观念和现实层面上为深圳减小了阻力。
  省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接受采访时说,深圳这次大部制改革是动了真格,但是也不能期望过高。大部制还没有看到什么很明显的成果,很多问题现在还处在磨合阶段。我们做了一次调研,老百姓对这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期望是,能做到“高效、廉洁、公平、正义”。
  深圳改革是质变还是量变?改革是否一步到位了?改革成效如何?在改革推出数月之后,这些疑问都拷问着深圳这场历史上力度最大的改革。目前谈论深圳改革的经验还“为时尚早”。不管如何,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协调调子已定,这不仅是执行中央和省里的决定,更是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阻。
余颖、周敏
鹏城八步
  第一次改革:
  1981年8月至1982年5月
  重点:精简和调整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精干领导班子,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另一主要任务是针对旧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实行简政放权,撤消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将一批专业经济管理局改为经济实体。
  第二次改革:
  1983年12月至1985年5月
  重点:除继续简政放权外,主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围绕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建立“四委五办”。“四委”即: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工业发展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进出口委员会。
  第三次改革:
  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
  重点:主要是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变原来的三级管理为二级管理,各委、局、办为同一级平行机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组建了贸易发展局、引进外资办公室、经济协作办公室等机构。
  第四次改革:
  1988年2月至1988年9月
  重点:划分党政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将市委部门中与政府职能重叠的机构进行撤并。
  第五次改革:
  1991年2月至1993年9月
  重点:深圳被列为国家和省机构改革的试点城市,在政府部门普遍开展“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转变职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同时进一步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把一些属于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事务,从政府的职能中转移出去,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
  第六次改革:
  2001年7月至2002年初
  重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事项277项,减幅达38%,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大系统、大行业管理体制,理顺了30个单位22项职能交叉问题。
  第七次改革:
  2004年5月至2004年11月
  重点:根据创建公共行政体制要求,在合理确定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责任政府,调整政府机构,规范机构设置,推行雇员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后,市政府工作部门由38个调整为35个,市委仍保留市纪委和8个工作部门。
  第八次改革:
  2009年7月开始
  重点:大部制改革,除公安、教育、民政等7个机构暂不作调整外,市政府其他工作部门、直属机构都纳入了调整范围,共减少机构15个,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将政府机构设置为委、局、办三个层次。
  本版撰文 羊城晚报记者 余颖 周敏
草根英雄谱
  呙中校
  1975年出生,湖北石首人。2002年11月以“我为伊狂”之名在网上抛出了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全国上百万网民参与讨论,更吸引了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的目光。后来 “我为伊狂”与深圳市长面对面坐到了会议桌前,这场政府与民间声音的对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吴君亮  
  资产管理公司的CEO,海归人士,从2008年5月起一直以“公民申请”方式执着地在民间推动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领头人。被称为中国内地“推动预算公开第一人”。
  范军  
  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今年别出心裁地推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排行榜”,还近乎娱乐化地冠之以“瓶盖瓶底”这样纯草根的名头。
余颖、周敏
深圳人的新城市理想
成立业主委员会“炒掉”自家的物管公司、独立竞选人大代表、上网发帖参与城市管理、从容淡定和市长对话,申请并促成深圳市政府公开部门预算草案……进入21世纪后,深圳人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日益勃兴。
  也由此,深圳这个榜样城市在价值观上实现了新的飞跃。如今,“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是深圳的新城市理想。
  你是哪里人?深圳人!
  你是哪里人?深圳人!越来越多的非原住民这样回答,他们正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自然会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共谋发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
  曾记否,2003年,深圳罗湖区的肖幼美、南山区的吴海宁等在社区内张贴出竞选海报,轰动一时。当年深圳共有12名这样的“自荐候选人”参与区级人大代表竞选。虽然最终只有2人当选,很多人惊呼“移民精神带来民主风”! 可能你还听说过,有位叫李红光的中年妇女,在报上刊登广告,寻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推销”她从群众中收集到的12条有关公共事务的建议。有位知名的人大代表杨剑昌,开设了全国第一个人大代表接访室,每年都提出许多提议案和建议案。2008年“两会”,他一下提出至少40个建议,被媒体称为深圳的“议案大王”。还有位叫杨一平的市政协委员,从2006年3月与几位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起开博至今,杨一平在深圳新闻网上的博客以近50万的点击量名列第一。
  有评论认为,深圳市民已经从关注自身的、个别的、区域的利益向关注公共利益转变。而此后,深圳近年出现了“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和“瓶盖瓶底排行榜观察组”。这两件民间自发的政治参与事件,更被视为在深圳公民社会成长中具标本意义的产物。
  2006年,从美国归来的吴君亮定居深圳,出资创办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坚持不懈地向各部委、地方政府提出查看预算案的申请。2008年5月27日,吴君亮接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电话,同意他们来查看并拍摄深圳市政府2008年度的部门预算草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今年,另一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范军则用幽默方式做严肃的事,推出了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排行榜”:提出建议、议案和提案数量最多的代表和委员,登上“瓶盖”排行榜。反之,提出数量少的,则登上“瓶底”排行榜。对于榜单的排名标准,也有不少疑问。但正如有学者评价的,排行榜的价值就在于,普通市民自觉参与对人大、政协的督促,这是深圳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重要表现。
  网络构筑沟通平台
  公民有意识地关心深圳、研究深圳,愿意为城市发展尽自己一份力量。网络,成为了最佳平台。
  很多人都记忆犹新,有位叫呙中校的年轻人以“我为伊狂”之名在网上抛出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深圳,你被谁抛弃?》。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经网络迅速传播,并引来众多媒体的关注。后来,“我为伊狂”与深圳市长面对面坐到了会议桌前。这场政府与民间声音的对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有媒体称之为“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2003年后,以此事件为发端,一系列的民间声音开始通过网络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因特虎深圳论坛、深圳房信网论坛等成为深圳公民管理“家庭事务”的重要自留地,网络话语空间舞台愈发繁荣,从中走出了众多的民间意见领袖。其中,既有深圳社会科学院研究院众多学者,也有实践派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起的议政活动“银湖沙龙”,更有以发起“不买房运动”而闻名全国的深圳市民邹涛,积极推动小区业主自治获评中国十大法治人物的深圳普通业主邹家建,普通打工者出身、积极探讨农民工问题、发起“劳资关系论坛”的来深建设者吉峰……
  请市民“一起当市长”
  事实上,深圳市政府也一直保持着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能够容纳、鼓励甚至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例如,2003年肖幼美、吴海宁等市民自发参加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有关部门还举行了学术研讨会,针对这些案例发生的背景、意义、可持续性及其所引发的法律难题,展开了分析和评价。
  2008年,深圳首次将“公民社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上率先走出市场经济之路的深圳,也酝酿着要在社会转型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同年,深圳发布社会主义示范市建设意见时,就把民主政治建设列为“九大重点突破”之首。
  2009年12月1日,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委托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在网上发帖。在帖子中,王荣邀请网友就政府工作报告献计献策,和自己“一起当市长”。“一起当市长”帖子发表一个多月后,网友以数千条跟帖作出回应,这些以“跟帖”形式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意见的网友中,既有普通的深圳市民,也有现实社会中的专家、学者。来自城市草根底层的观点和诉求,从“江湖之远”走进“庙堂之高”。
  在网络纳谏之外,深圳的各个部门,开始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制度性地加入民意征集的比重,从特区交通违法条例的几次易稿,到最近刚刚公布的制定公共决策需要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性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意见领袖的出现,让此前散落或者微弱的民间诉求,成为决策者能够听到的民意表达。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一个向服务型政府进行职能转变的城市,推动着公共决策从单一的表达,到互动性纳谏的进步。
余颖、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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